早报网 许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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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美国官员和前官员，如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和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把廉价货币（easy money）归咎于亚洲。事实上，危机是联邦储备局的政策造成的，尤其是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期间。 

　　首先，我要祝贺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和亚洲开发银行出版这本书，提供了亚洲和以亚洲为根据地的经济学家，发表对造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亚洲后危机时代所面对挑战的看法。亚洲的知识分子参与美国和欧洲同侪对这些重大课题进行讨论是重要的。要不然，世界将只听到一种观点，即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观点。 

　　其次，我同意这本书的两位主编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博士及李钟和（Jong-Wha Lee）博士在书中所写的，即造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些国家如美国的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宏观和微观上审慎管制的失败； 

　　·和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积累。 

　　我也同意他们认为亚洲同首两个原因完全无关的看法。他们写道：“对房屋价格泡沫的形成和金融机构的过度冒险行为，相关国内货币和金融领域有关当局必须负起主要责任。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有大量证据显示许多政策和管制上的失误。” 

　　一些美国官员和前官员，如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和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把廉价货币（easy money）归咎于亚洲。事实上，危机是联邦储备局的政策造成的，尤其是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期间。

　 一些美国官员和经济学家也指责，中国被低估的人民币是导致危机的原因之一。他们要求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大多数亚洲经济学家赞同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对美元逐渐升值的作法，他们会支持世界银行前高级官员黄育川博士，而不是克鲁格曼博士的看法。克鲁格曼认为应该对人民币大幅度重新估值，黄博士则反对，因为这样做会造成混乱，也因此会有负面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第三，我同意世界经济需要重新平衡。两位主编赞同一个普遍被接受的看法，即我们必须纠正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不平衡。然而，不同于一些只是简单呼吁亚洲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西方经济学家，河合正弘和李钟和博士扩大了重新平衡的观念，以包括在社会和环境上可以持续的增长。他们对危机后的亚洲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作出了下列的建议： 

　　·亚洲决策者建立一个制度框架，帮助更好的协调兑换率，让它们的货币普遍升值，减少对单边货币升值的忧虑，和增加区域内兑换率的稳定性； 

　　·重新平衡生产，把焦点放在更高的服务领域生产力和“绿色增长”： 

　　·加强社会保护和社会开支，以减少预防性储蓄的需要，和让增长更具社会包容性； 

　　·增加再循环亚洲储蓄来资助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能力； 

　　·及加强区域的宏观协调，整合区域市场，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连接力，及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作出贡献。 

    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 

　　我希望，在亚洲的下一阶段增长，其增长策略可以强调包容性，或者社会公正和环境持续性。亚洲虽然在快速增长，但其繁荣却没有公平地被分享。以印度为例，在其12亿人口中，4亿生活在联合国所制定的贫穷线下。另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它的人均国民收入是5万1656新元（2009年），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其每月收入中位数却只是2400元。也就是说，新加坡一半的人口每月收入少过2400元。新加坡的基尼系数（2008年）是48.1，日本（2002年）是38.1，韩国（2007年）则是31.3。情况并不是最理想的。我很高兴财政部长尚达曼最近宣布，政府的目标是把每月收入中位数，在10年内提高到3100元。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并不是印度和新加坡独有，而是大多数亚洲国家面对的问题。在繁荣的亚洲，有5亿人不享有安全的食水，19亿人不享有基本的卫生，也是让人不能接受的。 

　　我也大力支持两位主编的忠告，即亚洲的后危机增长策略，应该强调绿色增长或者环境可持续性。亚洲目前的情况不能让人满意。大多数亚洲人生活在不健康的环境，空气、水源和土地都受到污染。我们的森林和自然居住环境正快速消失，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重大威胁。我们的城市越来越不适合居住。中国和印度可能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增长故事，但除非它们接受环境可持续性，它们也可能对地球的未来造成严重的威胁。

    新加坡是个小国，却有一个重大的经验可以同亚洲分享——快速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是可以取得平衡的。因此，我希望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发展快速的国家能够效仿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