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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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月15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结合2010年12月至今为止西亚北非诸国的国内变局，进一步阐述和完善在2010年2月“互联网自由”演说中有关如何运用互联网推进美国国家利益的设想与安排。 

　　从演说的文本来看，希拉里以“民主和平论”以及“人权外交”等美国传统外交理念，分析阐述互联网技术，尤其是Facebook，Twitter以及Youtube等社交网络的运用，将“能够帮助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进民主的扩散，而这种扩散，尽管在初期会对美国原有外交政策造成不小的冲击与困惑，但从长远来看，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希拉里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要投入大量资金打造美国政府官方版本的翻墙软件，还将尝试直接与全球各地的网络活动分子直接对话，按照日程，2月16日，希拉里将首次对“全球公民社会”发表演说。 

　　对照此前由美国国防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的另外两份重要文件：《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及《美国军事战略》，不难看出，新一代的美国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制定者普遍将眼光投向了由互联网构成的全球数字空间，并将其看作是实现拓展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然而美国的利益不可能、也无法被认定为与其他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在中东地区，美国要实现互联网自由，要无差别地借助互联网推进“民主”，就必需重构其整个大中东战略，彻底改变对以色列的支持，修订其能源取得战略，还得祈祷中东地区的“多数”民众得上健忘症，忘记当年中东战争期间，甚或更早期，西方国家与中东地区恩恩怨怨。 

　　所以，希拉里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实现向实用主义的转型，对“互联网自由”做出了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即：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互联网自由，比如，伊朗示威者用网络组织示威游行，反对内贾德政府，这个就是“好的”，应该被鼓励的；不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互联网自由，比如，约旦民众也有那么点意思，那么美国就会说，约旦国王是好的，换个总理就差不多了；完全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互联网自由，比如，维基揭秘就不能属于互联网自由了,等等。 

　　这种转型基本上秉承了美国“例外论”的优势心态，这种工具化的、且奉行赤裸裸双重标准的“互联网自由”正是单边主义的心态，抑或是超级大国决策者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的傲慢心态，在全球网络空间的体现。从本质上来说，希拉里的演讲再度为信息真正的自由流动献上了“死亡之吻”：美国国务院资助全球各国民众自由接触信息，实现所谓民主的做法，等同于美国将所有这些行为人为贴上“目的就是挑战乃至颠覆现政权，美国政府对此大力支持”的标签，这是一个极度糟糕的标签。这个标签的使用，为人为压制信息流动提供了最好的外部证据，因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冷战后的高速扩张，根本动力之一就在于政治上的相对中立。 

　　想象一下，谷歌公司和Twitter公司公然告诉一个国家的政府：我不仅是公司，还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颠覆行动的分支机构，有几个国家的政府，会敞开大门接纳这种“公司”？Facebook公司在埃及局势上的慎重表态，显示出了这其中蕴含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