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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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战场

　　发端于突尼斯、埃及的新媒体革命，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疾风骤雨的快速阶段性胜利后，于利比亚、叙利亚等地陷入了暴露其内在缺陷的第二阶段，又在伦敦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革命的本质特征正逐渐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它主要表现为新媒体技术对主权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无差别挑战。

　　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的骚乱已经进入了第三天：由8月4日一名非洲籍男子被击毙为起点，8月6日开始有示威者上街要求“正义”，随后示威演变成为“骚乱”，并扩散到伦敦周边的三个地区。而根据最新的欧美媒体披露，示威者使用了黑莓手机和推特(Twitter)等新媒体工具作为主要的组织工具。执法部门官员说，他们在密切监控社交网站，看这些网站是否被用于煽动或组织暴力活动。黑莓生产商Research in Motion的一位管理人员说，这家加拿大公司向英国当局保证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提供协助。

　　如果真是这样，这说明利用社交媒体煽动骚乱的行动已经从“阿拉伯之春”那些国家转移到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街道上。稍微有点长期记忆的人，都会觉得这一幕多少有点面熟。没错，就在2010年底2011年初，类似的一幕发生在了突尼斯，并迅速席卷了中东北非地区。当时触发问题的是所谓“小贩不堪城管粗暴执法而自焚”，随即有媒体将其称为“推特革命”、“脸谱(Facebook)革命”或者“维基革命”，因为社交新媒体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与目前伦敦情况最大的区别在于，中东北非的事态发展被媒体称之为“革命”，而伦敦的事态，则被贴上了“骚乱”或者“暴乱”的标签。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冷战时期的那句名言“一方眼中的恐怖分子就是另一方眼中的自由战士”，已经解释了造成标签差异的原因：立场和利益的差异，对自己有利的，符合自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就是“革命”；挑战自己利益的，自然就是“骚乱”了。这在利己主义盛行的现存国际关系体系中，并不罕见。人们只需要有点基本的独立自主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就应该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由于时机、地点、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因素，伦敦的骚乱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重要的符号，承载着远比其表面更加深刻的意义。伦敦骚乱发生的时机非常巧：8月4日男子被枪击身亡，8月5日标普调低了美国政府债券的信用等级，8月6日发生示威进而引发骚乱。这是一个很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巧合，两件事情看上去并没有也不太可能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联，但他们从两个方面折射出看上去繁荣兴旺的发达国家内部所隐藏的脆弱与矛盾。信用等级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反映的是经济发展层面的问题；而仅仅因为一个男子的死亡就引发大规模骚乱，折射的是社会分配等方面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如果将英国伦敦的骚乱和此前挪威发生的极右翼恐怖袭击事件相联系的话，那么其中可供玩味的深层意义就更加丰富了。

　　根据已经披露出来的消息显示，骚乱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大量地使用黑莓手机、推特等移动互联网终端，以及社交新媒体组织实施行动，同时还把现场拍摄的照片实时通过手机传送到社交网站上炫耀成果，吸引更多的参与者，一如在突尼斯、埃及等地的“革命者”所做的那样。而另一方面，作为其主要对手的伦敦警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也会面临类似的新媒体的挑战，继续在使用传统的警用无线电系统进行内部指挥。但如何在社交媒体空间里与骚乱组织者争夺受众，传达信息，苏格兰场似乎还没有展现出相应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伦敦警方有关枪击事件的官方解释遭遇的是普遍怀疑，受害者家属更希望从其他信息来源找出“真相”。

　　从事发的原因、参与的群体、技术的基础、社会根源等角度出发，伦敦的事态发展可以看作是所谓“新媒体革命”的第三阶段：发端于突尼斯、埃及的新媒体革命，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疾风骤雨的快速阶段性胜利之后，于利比亚、叙利亚、巴林等地陷入了暴露其内在缺陷的第二阶段，又在伦敦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革命的本质特征正逐渐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它主要表现为新媒体技术对主权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无差别挑战

　　尽管美国等国家尝试驯服新媒体技术作为为其外交政策与战略目标服务的工具，但新媒体技术的扩散，以及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用这些新的工具谋求自身福利水平与生活条件改善的需求，是没有实质性差别的。新媒体所具有的力量放大器、事件催化剂等功能并不会因为国别和环境的差异发生变化。任何国家内部在此前发展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都有可能被新媒体引爆，并以意外突发事件的发生为契机，构成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是无差别的，全体主权国家都面临着同等的风险，而相信在此次伦敦危机消退之后，更多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原先笃定可以驾驭新媒体工具作为实现狭隘的国家利益工具的国家，会有更加迫切的冲动，来推动针对新媒体以及全球信息空间管理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