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广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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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度势 

　　当前，无论是国际体系中流行中国“统治说”，还是中国“崩溃说”，都说明21世纪的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研究”正牵动着全球学者的问题意识。 

　　虽然对“中国模式”一说，学界仍存在着诸多争议，但倘若放下意识形态分歧以及价值评断思维，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客观上的确存在着一种“中国模式”。同时，笔者非常认同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的观点，亟需对其进行更新换代。 

　　按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包涵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或支点分别是：“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然而，无论是严肃学者还是普通民众，都深切感觉到这种模式带来的痛苦代价。 

“中国模式”的昂贵代价 

　　首先，“中国模式”在创造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辉煌的背后，剥夺乃至掠夺了相对弱势群体与相对弱势地区，造成了“国富民穷”、贫富两极分化的后果。过去的几十年，中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居民收入相对增长却较为缓慢，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到2007年的43.42%，22年下降近13个百分点。也许这些数字不会给人太大冲击，但是当你到中国大陆那些大城市之外的地方去看看，发达和落后、豪奢与贫困的对比显得异常强烈。被相对剥夺的弱势感、贫富差距感，强烈刺激着那些民众的神经。 

　　其次，“中国模式”造成了极为昂贵的环境成本和维稳压力。中国模式运行至今的另一大社会成本，体现在对生态系统无情的、常常是残暴的榨取和掠夺。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就曾指出，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低成本的人权优势以及低成本的环境优势。虽然秦晖教授的观点说得有些直接，不好接受，但却不失中肯，存在相当多的事实支持。 

　　更糟糕的是，权力和资本在通过掠夺环境攫取财富后，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享受优质的生活（包括移民），需要承担这种环境代价的是那些弱势者。所以在中国，会发现这样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脆弱的环境伤害和弱势群体的伤害往往是连带性的。由此带来的群体抗争愈来愈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之源，山西、内蒙这样的资源大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统计显示，目前起由环境维权的群体事件，仅次于土地维权事件。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多年以来实行的“维稳”之术，其实质是在压抑矛盾，结果更加激化矛盾；维护稳定，变成制造最大不稳定。改变这种困境的方式，除却改变发展模式之外，别无他法。

　　最后是无形的代价，尤其是道德危机以及腐败带来的合法性危机。这层的危机甚至是最致命的。道德危机是浮在水面的社会症候，是标不是本。它的本在于中国当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忽略、轻视甚至伤害那些底层的个体，不注意保护个人的价值、尊严。中国人并不天然比别的民族麻木、冷漠，更何况中国又是一个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国家。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没有制度安全感时，勉强其做一个道德者，太难了。 

　　一样处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政府就清廉得多。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权钱勾结等权力寻租现象非常普遍。虽然在亨廷顿那里，腐败有现代化润滑剂一说，但是始终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政府的合法性将会一点点的被侵蚀，直到产生合法性危机。毫不夸张地说，代价绝不止于此。 

“新中国模式”：广东、重庆经验的糅合 

　　欣喜的是，近几年广东、重庆等地方的治理探索，为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中国模式”提供了经验支持。11月26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广东模式》（The Guangdong model）的文章，并将“赋予经济自由化更大政治开放性这一理念”，称为“广东模式”。文章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并未将罢工事件看做政治稳定的威胁，事实上，他对工人的要求表示同情和认同，在其推动下，广东的工会组织开始鼓励工人集体与企业进行谈判。汪洋给予在中国受到严重限制的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活动余地。 

　　的确，汪洋掌政的广东推崇法治、市场、社会自治这些现代性因素，并在有限政府的探索中走到了前面。可以说，这都是“新中国模式”应该走的道路和方向。讲“中国特色”绝不是普世价值的对立面，相反地必须是源自普世价值，包涵普世价值。广东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说是个很好的借鉴。从“广东模式”在海外的积极评价，亦可管窥此条道路的国际声誉及其软实力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提。那就是，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左”的势力如此有市场，为什么薄熙来书记掌政的重庆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百姓幸福感普遍较高？ 

　　问题回到今日中国大陆的矛盾焦点，那就是官商勾结，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太大，缺乏“社会市场”。长期以来，为了追求高速度增长，中国百姓忍受了相当大程度的不公。所谓“兼顾公平”，其实是“不顾公平”。事实上，中共这届领导层上台之初，就意识到改革和发展，已经全面拉大了贫富差距，并适时提出“和谐社会”、“包容性增长”等理念，承诺要广大民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但因何在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国富民穷更加恶化，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里指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这些分利集团，一旦大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可以说，现在的矛盾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博弈，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可以俘获政府，操纵国家政策，弱化国家的自主性。 

　　更大的问题是，一旦特殊利益集团与公权力公开结合，就不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而是乱了民生，失了民心的大问题。在这一层面，重庆的经验更值得借鉴。总之，如果中国领导层可以吸收广东、重庆治理地方的有益经验，创制一种“新中国模式”，那将不仅是共产党之福，更是中国百姓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