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逸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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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改这个事情，说白了就是两个问题：改还是不改，这样改还是那样改。显然，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没有非改革不可的紧迫感，就很难有改革措施上的认真思考和探索；而当改革的大方向还有巨大分歧的时候，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就很难有实质意义。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都达成某种共识或妥协的时候，改革才会向前推进。 

　　然而，近期的争论，在促成这种共识和妥协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进展。各方分歧仍然很大，并且僵持着，互不让步。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发展恶化，又使很多人难于忍受继续的拖延。这种情况，考验着各方的耐心，也侵蚀着理性讨论、寻找共识的氛围，使分歧越来越具有对抗性。这种形势，令人忧心。 

“那一套”和“这一套”的纷争 

　　当前的争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一方在推动，另一方在阻挡政改，但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双方的分歧，其实更多地在于怎样改的问题，或者，套用通用的说法，是搞“议会制、三权分立”的“那一套”，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套”。 

　　然而，客观地说，不管是“这一套”还是“那一套”，都有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都只停留在原则和口号的层次上，没有具体措施和操作层面上的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形成完整可行的思路。 

　　现代西方的政治观念，确实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也一直被贴上“普世价值”的标签来宣扬。但是，西方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却一直有很多疑问。这些年来很多国家试图引进这种制度，但却鲜有成功的例子，反而常常引起混乱和倒退。从苏联、东欧到亚非拉，都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种思路在中国就能成功，就能避免混乱并解决当前急迫的问题？ 

　　就算真要推行这个方向的改革，具体应有什么措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又有什么办法来避免和解决？这些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却没有见到多少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如果这些问题没有令人们信服的答案，这种主张就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很难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改。

　　另一方面，与这种主张相对立的“这一套”，其实也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一种标准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必须长期坚持”。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包括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如果“长期坚持”意味着不用改革，那显然是不对的。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至少意味着现行的体制有明显的缺失。就算这种制度的原则要长期坚持，也应该采取断然措施，改革、发展、完善这种制度，解决当前紧迫的矛盾和危机，建立足以制止贪污腐败、维持公平正义，支撑长期发展的有效机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明确宣示不搞“那一套”的同时，更应该想清楚、说清楚要怎样搞好“这一套”，应该真正推动改革并取得成效，才能令人信服。 

　　在这种意义上说，当前的纷争，还远不是认真的实质性的讨论。双方都在大原则上互贴标签、互扣帽子。对于怎样推动具体的改革，怎样解决当前的问题，双方都没有令人信服的主张，没有具体可行的操作性方案，也没有就具体问题的实质性讨论。这样的争论，离达致共识、推动改革，恐怕还有很远的距离。 

需要少谈主义，多研究实际 

　　中国当前的各种问题，常常交织纠缠在一起，解决起来绝非易事。没有一种“主义”或“价值”能提供简单现成的答案。唯有脚踏实地、深入研究，才可能找到可行的办法。 

　　例如，权力需要监督，这个不假。但如何监督？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姑且不讨论这属于什么“主义”，符合什么“原则”。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种监督如何有效进行，如何防止偏差，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是自上而下，这个“上”便需要有足够的权威，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领导集体”，都有这个问题。这种权威不能仅靠下级官员的支持来树立，否则难于有效监督。那么，这种权威从何而来，如何保证？同时，对这种权威自身也需要制约，否则又可能像文革时代一样，大手一挥，全国乱成一片。这种制约又该如何实现？ 

　　同样地，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真正实行起来也不那么简单。如果各级官员都由选举产生而没有其他制约，他们就可能仅以本地选民的利益和好恶为出发点，把各个地方弄成“独立王国”。法律的权威可能受到削弱，大范围和全国性的问题，可能难于协调。如果乡与乡之间、县与县之间出现利益纠纷，可能会发展成激烈的对抗而难于解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现行体制内基层实行“分权制”，是另一种思路。但这种做法能否实现有效的相互监督？会不会变成各个部门之间互相制肘，导致效率低下，或者政出多门，引起混乱？这些也需要认真思考。 

　　总之，不管主张什么“主义”，倡导什么“价值”，都需要细致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然后，才可能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从中找出可行的方案。这是很困难的事，但也正是中国当前所急切需要的。否则，中国的政改，难于起步，也不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