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杂谈、时评资料

播下慷慨,收获敌意?

作者:周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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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在世界媒体的舌尖上滚来滚去,不仅因为中国队金牌数一路领先,更因为风波不断:禁药指称、假赛、违规、失金⋯⋯国内网站上一片喊冤:“这些都是针对中国!”

回想并不太遥远的北京奥运,东道主慷慨解囊,精心待客。殊不知四年后,收获的竟是阵阵敌意。2008年奥运前,中国梦想世界从此接纳自己为大国俱乐部中的平等一员,四年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切并没有出现顺心的转折,不仅在国际事务方面,连竞技场上都没有。

相反,北京奥运常被拿来与伦敦作对比:耗费6300万镑的北京开幕式,相比起耗费2700万镑的伦敦开幕式,被批只见“爱国主义”而不见人性,未曾暖心。伦敦开幕式导演助理说到京奥,面部肌肉挤到一边:“massive、massive”(过于宏大)。《每日邮报》记者曾写道:“北京奥运会头天发放的免费矿泉水,就足够叫英国政府破产”。而中国记者到了伦敦,抱怨奥运村饮食昂贵,一道主菜大约5英镑(约7.8美元),而当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一个美元可以任意吃喝。

中国掏心掏肺的慷慨,无可挑剔的优异,却在伦敦奥运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敌意——至少很多中国人是这样认为的。

奥运前夕,《泰晤士报》副刊登出一组图片,题目是“中国体操工厂”。摄影镜头下,纤弱的小将负重苦练,汗水瓢泼,观者再也感受不到这项运动的美感。西方媒体用前苏联和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封闭、反人性训练的意象套用中国,而前苏联和东德运动员在兴奋剂问题上劣迹斑斑,难怪外界质疑中国?

但你也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同一家报纸的记者马修.赛义德回忆,2006年,他在亚运会比赛后区看到一个女孩盘腿坐在地上闭目。走近时,那女孩睁开眼,原来是中国乒乓球手郭跃。“她冲我笑了一下,亲近感令中国体制的面具霎时掉落。”文中赛义德称郭跃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一笑,倾倒了西方媒体的“敌意”。赛义德文章观点重在批评中国的夺金体制,期待见到中国运动员的个人魅力。

西方媒体不断寻找个人故事,一旦遭遇中国体制的铜墙铁壁,便只见成功不见个性,这就唤醒了他们记忆中的二战德国和冷战苏联。

我试图通过文化差异解释所谓“敌意”,但前几天席间听到一番对话,颇具启发。座中五个人,四个来自北京, 其中一人提到北京一所盛产状元的著名中学,另一个撇嘴,“那个学校的学生啊,外号叫‘高考牲口’!”一时仿佛听到“金牌机器”的近义词。真的是文化差异吗?还是一种中外皆然的现象:人们往往对自身经验无法解释的事物,一概以某种贬义概念大而化之地加以概括?

在中国国内,不同意见的阵营对垒分明。官方媒体几乎一边倒地质疑裁判不公、媒体丑化,以捍卫举国体制,另一边的声音则捍卫裁判尊严,告诫国民冷静大度,狂轰“一将功成万骨枯”。两种声音似乎都清楚,关键不是比赛本身,而是隐隐指向的另一个问题:外界怎么看中国?中国要不要检查自己的得失?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舌尖上的中国,并非只有一种色彩。在《旗帜晚报》批评中国体制不够开放的同一版面,也刊登了新华社体育记者、也是泳坛好手周欣的报道,说叶诗文“天赋异禀,六岁的时候教练就知道她能拿奥运冠军”。民调显示,98%的英国民众认为,那些暗示叶诗文使用禁药的人,应该向叶诗文道歉。BBC记者连线时说,“当菲尔普斯拿下第19枚金牌的时候,我们还在质疑中国姑娘的第二枚金牌⋯⋯”从这个意义上比较,中国舆论声音的分化,似乎正在接近西方言论的多元。

如果没有北京奥运恢宏的“阴影”,伦敦会不会想到勤俭办奥运?如果京奥在伦敦之后,会不会多谈点“个性”,少来点主义?

从雅典到北京到伦敦,这八年里,诞生了Twitter,诞生了Facebook,卫星电视覆盖率更高。尽管互联网上并非畅通无阻,但不同经纬度的人们,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直率地评论彼此。中国与西方,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近距离碰撞,才使得彼此的反差呈现了前所未有的鲜明,难道就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所谓的“敌意”?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差异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叶诗文最终药检清白的那一天,我在伦敦公车上听到了两名巴基斯坦移民之间的对话。一个带着赞赏的神情聊起叶诗文:“中国人可不傻,他们有特别的中药。”另一个连声附和。

看来,要说服中国的南亚邻居,不见得比说服遥远的欧美人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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