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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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尤其是西方人，习惯把所有国家简单分成两类，一类曰“民主国家”，另一类曰“非民主国家”，中国当然被列为后者。比如，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尼，在印度尼西亚大学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美国和印尼是“太平洋隔海相望的邻国，尤其是都是民主国家”。在一次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在演讲嘉宾李光耀先生概括中国领导体制的好处时，会议协调员埃利奥特评论说：“它不是民主体制”。 

　　而他们界定的“民主国家”，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实行多党制，不同的政党通过竞选执政。他们把民主和多党竞争制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并且认定多党制是最完美的制度，不可取代，其他的一切制度均属“邪门歪道”，应予推翻。西方的一些人对中国不友好乃至敌视，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中国拒绝多党竞选，而实行中国式的多党制——一党执政，其他党派参政议政，这里没有反对党（或曰在野党），因此他们认定这就是专制、独裁、威权，构成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如2008年彭定康接受BBC訪問時毫不隐讳地说，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在于向世界输出“缺乏西方式民主选举，也可以富強”的观念。 

　　笔者乃一介草民，没有研究过政治学，但知道人类社会出现过各种意识形态，经历过多种社会制度，这个过程还在继续，现在就断言某种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最完善、最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最适合人类的需求似乎为时尚早。连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都承认，虽然西方民主制度是已知的政治制度中最好的一种管治模式，但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在这里笔者首先就备受西方推崇的多党竞选制谈点看法。 

　　首先应该肯定，多党通过竞选执政是个很不错的制度，否则不会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其优点大体可归纳为： 

　　一、现代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哪个政党执政，竞选是比较可行、相对公平、较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办法。 

　　二、通过竞选执政，对执政党有压力，不敢怠慢；对在野党有激励，表现好可以取代前者上台执政。 

　　三、竞选活动可以调动人们对政治的热忱，激发人们对国家、社会事务的关注。 

　　四、风险由选民分担，竞选获胜上台执政的政党或领导人如果做得不好，出了问题，选民只能怪自己当初手中那一票没有投对，不能怨天尤人。 

　　五、将竞争引入政治制度之中，有助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选择出相对优秀的领导人。 

　　六、执政党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和选票，很在乎民意，一般情况下，尤其在选举前，不敢公开做违背民意的事。 

　　七、执政党和当选的国家领导人时刻处于在野党（反对党）的严密监视之中，不太敢，也不太容易干出格的事，一旦干了也比较容易被揭露。 

　　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多党竞选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 

　　一、竞选不一定能真正表达主体民意。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法规定，参加投票的选民只要超过一半，选举即有效，而竞选者只要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即可当选。也就是说，在投票率极低的情况下，只要得到不及30%的全体选民支持就有可以当选。以最近一次波兰总统选举为例，当选的科莫罗夫斯基的得票率为53．01％，而全国总投票率仅为55.31％，也就是说，总统的明确支持率不到全体选民的30%。因此，所谓“代表民意”可能只代表部分甚至是小部分选民的意愿，遑论代表全民。 

　　二、竞选未必民主、公平、公正。每个选民都可以投票，但并不是任何选民，包括真正优秀的人物，都有机会成为候选人，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没有党派作后台，没有足够的竞选资金。不少国家有一些演艺界人士参选、当选，因为他们有知名度。另外，实力大的政党占有优势，尤其是执政党，可以利用执政的有利条件在竞选中获取方便。这里姑且不去谈屡见不鲜的各种贿选现象。故而有人戏言：美国真正的民主只有一天——选举期间的投票日，而平日民主掌握在大老板手里。 

　　三、竞选不一定能选出真正优秀的领导人。竞选者往往利用竞选策略、技巧、口才等等来制胜，按台湾的说法，竞选活动往往是“口水、泥巴加奥步”，也就是靠能言善辩，靠互相揭短、攻讦，靠出损招、阴招，甚至靠子弹。竞选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当选后原形毕露者并不少见。人们发现，靠竞选出来的领袖，大多形象不错，口齿伶俐，人缘较好，公关能力强，但不一定清廉，勤政，爱民，有智慧。类似埃斯特拉达 、叶利钦、藤森、陈水扁这样的人当选的不是个别现象。 

　　四、有的国家各级选举常年不断，有的国家大选活动长达数月乃至一两年，在此期间，政党及其领导人主要心思都放在选举上，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往往落到了次要位置。在此不妨举一个小例子，说的是已故的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1999年7 月5 日俄罗斯“消息报”记者问他，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叶氏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是大选 —— 议会大选和总统大选。”离总统大选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俄罗斯正经历着经济危机，有多少大事急事等着总统去做，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把精力集中去解决国家的燃眉之急，却一门心思去琢磨如何应付大选、赢得大选。再一个例子就是台湾，2010年整个政坛为“五都选举”忙得不可开交，“五都选举”刚落幕，2012年总统、议会选举的号角已经吹响，社会弥漫着选战的硝烟，台湾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直言“台湾选举太多祸国殃民”，愤而辞职。 

　　五、两党或多党的存在，可能造成社会的对立、分裂，尤其在两党势均力敌的时候，后遗症更为严重，酿成长期动乱的并不鲜见，而这种情况在亚、非、拉地区尤为突出，故有人质疑西方民主制度在许多地方是否“水土不服”。 竞选落败的政党成了在野党，或曰反对党。因为在野党代表的是另一部分人、另一种势力的利益，或仅仅由于不服输、意气用事，往往会和执政党作对、唱对台戏，如果反对党在议会里占了多数，则执政党的许多政策（哪怕是很好的政策）就更难以推行，政府的施政效率必然低下。以美国为例，民主、共和两大政党代表不同势力的利益，各有自己的基本选民，不同诉求引发的矛盾、斗争持续不断，往往造成严重内耗，给国家带来损失，前不久关于债务上限的争斗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指出，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当前的困境，也是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基本政策，如征税和削减开支的问题上僵持不下，互不让步，结果整个政治体制陷入瘫痪状态，对经济造成很严重的打击”。再以台湾为例，两党竞争使社会撕裂成蓝、绿两大阵营，敌对情绪从议会蔓延到坊间，势不两立，甚至到了失去理性，黑白不分的地步，只要是我方的人，即便是大贪污犯我也要力挺。前不久泰国红衫军和黄山军的对立也说明这个问题。欧洲的乌克兰，非洲的津巴布韦、科特迪瓦等国都出现过类似情况。其实，早在1796年，在卸任总统的《告别辞》中华盛顿就尖锐地指出：“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 

　　六、竞选时要动用大笔人力、物力、财力。据报道，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所花费用高达15亿美元，而2010年中期选举费用竟超过40亿美元。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事后统计，为在杜马争得一个席位，“我们的家园—— 俄罗斯”党平均花了六万四千五百二十美元，“亚博卢”党花了五万一千四百八十美元，自由民主党花了四万三千四百零三美元，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最穷，也花了两千八百九十四美元。和美国相比，这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经济状况极端困难的俄罗斯，也是个不可小觑的数字。 

　　为选举出钱出力、立过汗马功劳的人，胜选后当然要求回报。这就产生了两种后果：或因“蛋糕”分得不均匀而出现纷争；或让一些既无能又缺德之辈混进执政团队。 

　　七、执政党轮换，容易造成内外政策不能延续甚至发生逆转，因而竞选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外交活动往往处于停摆或半停摆状态；人们觉得现在办事不牢靠，采取观望态度，不如等新政府上台后才行动。议会选举的变化也会造成内、外政策生变，前不久的一个例子便发生在美国众议院，奥巴马好不容易使其致力的医改方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不料议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失手，成为多数的共和党立马宣布要推翻这个方案。 

　　八、选举型社会就是“民意”社会、选票社会。竞选制胜靠选票，选票握在选民手里，因此政党和参选者得千方百计讨好、迎合选民，说他们爱听的话，做能令他们高兴的事。这里还举一个叶利钦生前的小例子，有一次他到地方拉票，摆出关心群众的样子问一位女选民有什么愿望，这位妇女随口说她很希望有一部小汽车，叶利钦居然立马允诺，这事成了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政党和参选人看重的不是国家、社会的整体或长远利益，而是选民眼下的要求、喜好，所谓的“民意”成了他们的主要取向，执政党的政策随着“民意”摇摆 ，使得该做的事不敢做，该制止的事不敢制止。明显的例子：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是否继续发展核能成了各国执政党和在野党争取民心的主要议题。 

　　笔者罗列了多党制的种种弊病，目的是说明西方推崇的这种制度并不像有些人讲得那样完美无瑕。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人类现代社会可供选择的一种制度，但其价值应由历史来判断。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包括无党派人士代表）参政议政。这种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避免上述多党制带来的的弊端。这里没有反对党唱反调、阻挠、杯葛，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奋斗目标一致，容易形成全社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像中国这样人口多、民族多、宗教多、地区差别大、经济不发达、人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的国家，这种制度或许更为适合。1949年后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短时间内就初步建立起基础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汶川和玉树大地震，救灾行动迅速，成效卓著（海地地震已两年，大多灾民至今仍住在简陋、脏乱、缺水缺电的帐篷里），等等等等，主要得益于这种制度。美国2010年中期选举结束后，奥巴马多次提到中国，他说“中国有比我们更好的铁路系统”，“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我们无法承受未来的两年再次陷入政治僵局，其他国家，像中国正在发展，因此我们也不能停滞不前。” 所谓政治僵局，就是内耗，奥巴马是不是在感叹中国在这一点上比美国优越？ 

　　当然，要实行这种制度必须具备如下条件：这个执政党必须是社会中相对而言最为优秀、经过历史考验、有实力的政党，其宗旨必须是为全国绝大多数民众谋福祉、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必须得到社会多数人拥戴。不具备这些要素而硬把自己捧上执政地位，那就是独裁，专制。 

　　一党执政也并非完美无缺，最可能出现的问题是： 

　　一、由于缺少相反或不同的政见，执政党容易自以为是，因而可能造成重大的政策偏差。 

　　二、由于监督缺失，容易形成官官相护，官官相容，进而滋生官场腐败，而遏制腐败也相对困难。 

　　三、由于各级领导人是通过推荐、遴选出来的，非选民直选，容易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当官的只怕上级而不怕群众，只追求表面“政绩”以讨好上级，无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二是推荐和遴选通常只在小范围进行，易于导致买官卖官，使一些无才缺德之辈混入领导队伍。 

　　事实上，这些问题在中国已经产生，有的已相当严重。但是，只要中共忠于自己的理想和宗旨，从严治党，敢于自我批评，不断自我完善，广开言路，倾听民众呼声，同时能不断扩大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利和自主性，虚心、诚心接受他们的监督，重用他们中的能人，形成同一目标下的良性竞争，就可以把上述弊端降至最低限度。 

　　下面顺便就此前《联合早报网》网友有关的几种观点谈点看法。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政治改革滞后，言下之意中国应该着手实行西方的多党竞选制。有人主张，西方的民主虽有缺陷，但不能因噎废食，应该试一试，也就是给这种模式在中国一个试验的机会。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问题多如牛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绝不能拿国家和老百姓的前途、命运做试验，因为一旦出了问题，那就非同小可。这一点连台独人士、陈水匾时代的“外交部长”陈唐山都看清楚。再以新加坡为例，据世界银行数据，新加坡1965年的人均GDP只有512美元，去年却已超过430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的数据则显示，新加坡去年的人均GDP是马来西亚的五倍，印度尼西亚的14倍，须知新加坡当初是被马来西亚“抛弃”的。新加坡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民行动党治国有方，长期执政，社会稳定。诚如李光耀不久前所说：“如果政治分化导致国家分化，国家经常陷于争吵之中，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或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或者是法国、德国，那我想我们就会成为另一个面对同样问题的普通国家”。亚洲的另外三条“小龙”台湾、香港和韩国也都不是西式民主造就的。对现行制度有意见的人士也许可以不顾一切，但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同意草率、鲁莽地去搞什么“民主实验”。 

　　有人提出，中国当下就可以进行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其理由是印度、印尼等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如中国，人民的素质也不比中国强，既然它们都可以推行“民主政治”，为什么中国不能？而且，这些人要求中国“政治改革”最主要的理由是中国现行制度容易产生腐败。但据透明国际的腐败排名，中国的腐败程度排在第78位，并不如印度（87位），印尼（110位）,菲律宾(134位)严重。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既然所提国家当初的经济基础不比中国差，而现在“经济发展程度，人民的素质”不如中国，那么，学它们的目的何在？ 

　　有人认为，只要按西方模式进行政治改革，就会被西方世界认同，中国就超越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果真如此吗？不见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基本上按西方模式进行改革，也搞多党竞选，总统选举甚至比美国还“直接”，但由于国家利益相左或不完全一致，至今不被西方承认是“民主国家”。类似的国家还多着。所以，不必太在意西方的那顶“民主”帽子，只要国家的经济能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断改善，社会的弊端能逐渐减少，人们的幸福感能与日增长，总之，只要老百姓觉得日子越过越好，越来越舒坦，不必理会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有人讲，中国大陆实行了“民主”，国家就能“实现和平统一”，“化解了与大国在制度上的对立......第一个收获就是收回南海失却的领土和主权”。这种说教如果不是有意误导，至少是对国际形势不了解。还以俄国为例，虽然实行了“民主”，西方仍然明里暗里支持其国内的分裂势力，想方设法去肢解它。又如南斯拉夫，该国解体后塞尔维亚实行了“民主”，科索沃在西方怂恿或默许下，不是也分离出去了么。 

　　有人拿中国和缅甸相提并论，认为缅甸为中国作了“示范”，中国也应进行多党竞选。中国是中国，缅甸是缅甸，两者千差万别。况且，缅甸的这次大选并未被西方认可，以后会怎么样还难以预料，已知的情况是有的少数民族已扯起独立大旗。 

　　有人说，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进行政治改革，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有些人认定的政治改革就是实行包括多党制在内的西方那一套，而中国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迹象，当然令他们“失望”。中国领导层对政治改革为什么不能有另种思路呢? 

　　有人说，中国可以不要西方民主，但不能不要民主。言下之意今天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民主。这不符合事实。中国人今天享有历史上最多的自由和民主，包括言论自由，后者从书籍报刊，特别是网络上可以得到证明。中国各方面蓬勃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人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中国人民享有自由、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原意是多数人的统治，在古希腊，是指人民（自由民）掌握政权。人民怎么进行统治？主要是通过选出代表来实现。至于怎么选，各有招数。多党竞选执政，是实行民主的一种形式，并非民主本身。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实行的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是集体领导，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各级人民代表乃至国家领导人经过层层遴选，严格把关，由中共提名、党内外协商推荐，最后由选民和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笔者认为，这不失为实行民主的另一种尝试。 

　　近年来有人称中国现行制度和发展方式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它的优势已有所显现，并为世人所关注。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此乃大势所趋。中国的实验，说不定是对人类历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