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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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中国一些城市掀起了一波反日浪潮。这些披着“爱国”外衣的街头抗议很快变了味，出现了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表面上看，这些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引起，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

冷静地反思一下，中日关系最近的直转其下以及各地的暴力事件可以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此次外交挫折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出了问题，反映出我们解决领土争端思维模式的失灵。因为，如果中国事先制订出有效的对外政策，那么，不仅可遏制日本的购岛闹剧，而且国内也不会出现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二是，暴力事件揭示出中国国民素质存在的缺陷，我们品尝到了官方宣传机器酿制的苦果，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发作了，原本是对外的抗议到头来演变成自己人伤害自己人的又一出闹剧。可以说，无论是此次外交失利，还是打砸抢烧，大都可归结为内部政策的失败。

上述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想到几十年前国共两党围绕“攘外安内”的争论。从很大程度上看，“攘外”和“安内”好比鸡与鸡蛋哪个更重要一样，难以达成共识。不过，对于这一次的反日风潮，我们可以做如此推理：街头抗议和打砸抢烧表明“内”不安，如果事先把“攘外”这件事情做到位，那么，内部能不安吗？换句话说，此次抗议活动以及随后暴力事件的导火索均源于内部政策措施的不当。

凡事可从好处努力，从坏处着想，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外交场合。从最近媒体披露的公开信息看，此次外交失利不仅反映出中国相关政策的制订者没有从好处努力的初衷，未展示出国民期待的外交努力，甚至有关部门没有预料到最坏的结果。例如，当日本政府宣布“购岛”时，中国官方的对外宣传口径竟然不一，大有手足无措之感。或许是此事涉及多个部门难以协调的缘故，但公众在第一时间没有从政府部门获得统一的权威说法，却是事实。

这不过是事后评论，事前功课做得怎样呢？事实是，钓鱼岛及其海域长期被日本人实际控制，这种实际控制如同事实婚姻一般，尽管没什么法定仪式，但当事人却能实际受益。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奉行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有效性。因为现实情形往往是，中国搁置了争议，外方却在开发和利用，中国未实际控制争议岛屿，就不可能有什么开发。这多少反映出中国涉外部门的长期不作为和僵化思维。最近中国设立三沙市的举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共和国建立60多年，长期未在这块中方认定的主权领土上设立行政部门，表明政府缺乏控制这块领土的意愿。是中国自身的不作为才导致目前外交的被动。

再看看日本国内的情形：无论是目前正在执政的、出手“购岛”的野田政府，还是有可能卷土重来、更加右倾的安倍晋三，都是日本民众选举上来的，他们是多数民意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在中国看来是咄咄怪事的“闹剧”，在日本却得到民众的支持。依此逻辑，除非日本的民意发生改变，否则类似的让中国不舒服的事件短期内就不大可能停止。

日本对钓鱼岛预谋已久，这次“购岛”不过是想取得“落袋为安”的效果。最近媒体也披露，日本针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反应已制订出多套缜密的应对方案。这些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几乎是中国眼皮底下的举动，中国情报部门应该不会全然不知，那么是否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反制措施呢？从学理上看，外交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外交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它应该也必须体现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诉求。外交的使命应该是，促进本国公众了解对外政策以及提升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些国家，外交是一个活跃且极其重要的部门，如美国的国务院其实就是美国的外交部。在民主国家，社会公众对于外交政策能够指手画脚，外交早就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暗中操作的神秘机关，而是一个开放的与全体公民切实相关的部门。依美国政治学者卡尔波（J. Kaarbo）和瑞（J. L. Ray）在流行教科书《全球政治学》（Global Politics）第十版中的观点，一国对外政策制订的出发点应该是公众的意愿，尤其需要反映这种意愿中隐藏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

外交和国防都是纳税人的钱养活的，因此，他们为纳税人服务属天经地义，毋庸置疑，而这也是公众对这些涉外领域最基本的要求。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提供的应该是国民需要的，与国家整体实力相称的外交服务和产品，而国防的义务在于确保公民的安全感和不受外来侵犯的神圣感。这二者有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引发公众的不满。成功的对外政策至少还应该体现社会公众的集体意志，展示出维护正义等伦理要求，这里的“正义”有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道”的涵义。孟子的这句古训可以很好解释中国当前遇到的外交麻烦。

现实中我们会发现不少打着国家安全旗号，绑架纳税人意志的外交举动。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纳税人的血汗钱被大量投入到一个类似无底洞的国家，而这是一个随时会与中国翻脸，如同“定时炸弹”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长期与这样一个国家为伍，这种“交友方式”不仅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而且早已引发了公众的不满。至于这样的国家关系能维持多久，估计那些负责对朝政策的人也无法说清。2006年，当朝鲜进行核爆炸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称朝方“悍然”进行了核试验。这样的语境，让人无法与中国人民的“好伙伴、好邻居、好兄弟”联系起来。至少，当时的朝鲜领导人还真没把中国这个“老大哥”当回事，而中国还沉溺于中朝“用鲜血铸造友谊”的幻觉中。

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早就警告，当今中国可谓四面楚歌，危机四伏。环视周边国家，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和越南，都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它们从心底里既不认可中国，更不可能佩服中国。国家间因经济利益驱使而往来，这样的国家关系大都属政冷经热型。由于政体的不同，治国理念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在关键时刻，需要站队的时候，这些国家会与我们为伴吗？令人怀疑。这恐怕是未来中国外交无法避免的重大挑战。

俗话说，弱国无外交，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是盘点中国近年的外交成果，不仅乏善可陈，甚至在某些领域的处境比30年前更为险恶，究其原因，就不得不反思中国的外交政策，那些被对外政策制订者视为基石或奉为圭臬的原则是否经得起历史与实践的检验，是否符合当今的国际关系逻辑，颇值得深思。这其中的关键问题便是，外交究竟为谁服务？外交政策谁说了算？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最后都会落到人权和主权孰轻孰重这一经典问题上。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近几年在国内学术界争论很久，国际关系领域有学者认为，现在的中国比30年前应该也能够在国际舞台有更大的作为。这一委婉的批评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确实存在不作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情节，至少在部分学者和公众看来是如此。

其实，无论是韬光养晦，还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都是多年前提出的外交准则。如今，中国公众对于外交的期待早已是今非昔比，社会各界迫切需要一个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相称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如果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不能与时俱进，依然抱着“宁愿不出成绩，也不能出现问题”的不作为哲学，那么，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无法满足公众的期待，外交失利的情况就还会出现，而公众除去再次走向街头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中日邦交40周年的时刻，中日关系的恶化，虽说是中国外交遭遇的挫折，但国防和安全部门也难辞其咎。因为，如果中国对日政策得当，国防展示足够可信的震慑力，那么，日本大概不会铤而走险。其实，国际上已有大量的案例可供中国政策制订者学习。看看俄罗斯是如何处置与日本的岛屿争执的，北方四岛问题一直是横在日俄关系中的一根刺，但长期以来日本除去外交抗议以外几乎不敢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就中俄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总量早已是俄罗斯的好几倍，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作用和角色仍远逊于俄罗斯，中国外交并未展示出与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量相称的使命和抱负。

再回到国内，中国需要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理顺关系，否则外交孤立的局面就无法彻底解决，由外及内的不安也将继续侵扰我们。问题之一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多少是代表民意的呢？政策制订者也许会以为当前的民意幼稚、过激甚至狭隘，故可不必征得民意支持。但问题在于，导致和产生此类国民心态的始作俑者不正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政策制订者吗？一方面，关起门来制订对外政策的作法永远也不可能代表民意；另一方面，既然认定民意不可靠，那么，现在重新构造国民心态，抓紧收拾人心还不算晚。无论怎样，任何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没有民意做基础即“失道寡助”，是不可能长久的。

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民间力量，即使政府无意卷入争议领土，那么，政府也应该允许，至少是不反对民间力量参与到争议岛屿的开发和利用之中。这才是开明的，也是真正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的战略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