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杂谈、时评资料

保钓者冯锦华:一个国家的青年不会愤怒就没希望

作者:周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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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时隔8年,2012年8月15日,7名香港保钓人士再一次登上钓鱼岛。凤凰网对话2004年首次登钓鱼岛的大陆保钓人士冯锦华。八年后再看2004年的登岛,冯锦华依然自豪,“在民族需要的时候,站在了那个地方,这就足够”。他从不掩饰自己是个愤青,“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不会愤怒,国家就没希望了”。面对外界质疑,他不解,“我就不明白,日本人恨我们的民族主义,怎么连中国人也恨我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有些人的想法要和我们的敌人一样?”
2004年3月24日,冯锦华和张立昆等7名人士于北京时间6时26分登陆钓鱼岛,成为首次登上钓鱼岛的大陆保钓人士。
1970年出生的冯锦华1994年赴日本留学,两年后考入日本东洋大学法律专业,2000年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日本公司。
2001年8月14日,由于不满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反思,冯锦华在东京靖国神社门前的石犬底座上用油漆喷写了“该死”两字,被捕,21天后冯锦华被保释,随后东京地方法院以“器物损坏”罪判处冯锦华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并被日方取消工作签证,于2002年6月23日返回中国。
失去在日本的工作机会,冯锦华并不后悔,在他看来这些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连这些都不想付出,还想为国家、民族,或者自己的理想做什么事情,不就是瞎掰了吗”,作为一个在日本的华人,他更深刻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留日8年,他眼中的日本根本就没有对二战侵华进行反省,“说到底日本的心态就是,中国受害了确实挺可怜,我表示同情,但是让他深刻反省,拿出诚意去解决这个事情,根本不会做。”
他坦言自己就是一个愤青,“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不会愤怒,国家就没希望了”,但人生的阅历让冯锦华对爱国有了更为理性的看法,“爱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不能成为社会累赘”。
外界质疑愤青,他不解甚至愤怒,“我就不明白,日本人恨我们的民族主义,怎么连中国人也恨我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有些人的想法要和我们的敌人一样?”
对话主持:周东旭
以下为对话实录:
日本对付保钓人士登岛手法更“娴熟”
自由谈访谈:2004年为何想到登钓鱼岛?
冯锦华:对大多数人来说,国土问题更容易激发爱国情怀。我们原来打算捐款给香港保钓组织,让他们去,因为他们以前经常做。后来因为我们搞到船,一出海就想登岛,就像一个旅游团到一个景点,肯定要去最核心景区转转。大家都想登,全球华人也都想登,2004年充分准备了一下,最后成功了。
自由谈访谈:你当时登岛遇到日本怎样的阻拦,是何种情况?
冯锦华:我们上次出海本身就是秘密的,起码日本人不知道,登岛的时候日本也没有防备,只有一艘船在那拦截我们,拼命想拦最终没有拦住,我们冲上去了。冲上去以后,日本也犹豫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下午才派人上岛抓人。
自由谈访谈:这与此次登岛差别很大。
冯锦华:此次保钓人员登岛后马上被日本逮捕,而且日本人已经在岛上等他们,这与我们当时是不一样的。2004年登岛时日本人显然准备不足,想按照国内法处理我们,最终也没有得逞。自从上次登岛以后,日本肯定已经做了各种各样预案,而且准备好要抓人。有了上次教训以后,日本这次可能又有新花招,外交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被动。
这次登岛的结果与2004年一样,这让我挺吃惊。
自由谈访谈:为什么吃惊?
冯锦华:8年前我们登岛时,对抓人还不是不抓,日本好像还有所顾忌,到这次似乎完全没有了顾忌,轻车熟路,上岛就抓,根本无所顾虑,而面对日本人这么娴熟的对付办法,似乎我们相关部门没有什么新动作,事先没有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预案。
这些人真的很勇敢,在这种情况下,冲破重重阻拦冲上去,我对他们非常佩服和尊敬,相关部门还是没有动作,对这件事情我也非常吃惊。
日本心态:中国受害表示同情但不会深刻反省
自由谈访谈:你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有怎样的感情和认识?
冯锦华:我在日本留学八年,对日本有一个逐渐了解的过程。到日本一看,似乎和报道大不一样,日本根本就没有对二战进行反省。
在与一些日本人的沟通中,我发现这个民族真的比较可怕,本身勤劳、刻苦,能动脑筋,骨子里也非常好强,做出来的东西又非常好,同时标榜自己是民主、法制国家,把自己社会建设的非常好,但对于中国包括亚洲的其他受害国来说,又是极其冷漠。
自由谈访谈:你指的日本政府还是日本人民?
冯锦华:日本政府是民选政府,小泉当时参拜靖国神社,背后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如果民众都反对他还去,作为一个需要拉选票的政治家,那不是疯了吗?说到底日本的心态就是,中国受害了确实挺可怜,我表示同情,但是让他深刻反省,拿出诚意去解决这个事情,根本不会做。
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发出我的声音,所以2001年我在东京靖国神社门前的石犬底座上用油漆喷写了“该死”两字。当时就觉得必须搞日本人一下,这么多中国人都说靖国神社的问题,为什么让它干干净净在那,靖国神社很漂亮,非常优雅像公园一样,供奉的是杀人犯。
这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去抗议刷个东西,就几分钟的事情,但后来逐渐发酵,当时也没想到会产生那么大影响。
一个国家的青年不会愤怒国家就没希望
自由谈访谈:你对钓鱼岛的态度也是在日本留学工作期间就形成?
冯锦华:1996年,陈毓祥在登陆钓鱼岛溺水牺牲的时候,我在日本。当时刚打完工,下班回到寝室,打开电视,正在播放香港保钓人士牺牲,我很吃惊。我们中国不是胜利国吗?怎么钓鱼岛变成日本的了?世界为什么对中国这么不公平?我会这样去考虑问题。
另外,我们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多多少少有点英雄主义情节,对国家、民族,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结。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想,我们六七十年代的人都会有这种情节。
也许有人不关心这些,反正我关心,个人所好。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自由谈访谈:一种爱好?
冯锦华:和别人喜欢钓鱼等一样,也是一种爱好。作为一个在日本的华人,我知道自己一定是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看到同胞受辱如果不生气,那不就和鲁迅笔下描写的行尸走肉一样了吗,可能出国的时候感觉更强烈一些,时时刻刻意识到是中国人。
自由谈访谈:2002年你从日本回国后曾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
冯锦华:当时回来孩子还小,想陪陪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半年后就到北京搞投资公司,正好也学过一些财务,去了朋友那里,这算不上什么,是小事,很正常。
自由谈访谈:当时会不会怀念在日本的生活,有没有后悔?
冯锦华: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挺自豪。当时日本把我工作签证取消以后,很多朋友让我去告日本,说根本没有道理,把官司打下去,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官司根本没必要,这是他们的国家,不让我待,干嘛还死皮赖脸,到哪生活不了,我靠自己的能力吃饭。
现在挺好,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路走来,也许在某一段过程中收入和生活暂时受到影响,但这些东西是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连这些东西都不想付出,那还想为国家、民族,或者自己的理想做什么事情,不就是瞎掰了吗?
自由谈访谈:有些人可能觉得钓鱼岛这些东西离生活太远,没必要为此整天呼喊,你怎么看?
冯锦华:这也很正常的,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也有人去当汉奸,在抗争的队伍中,也有许多人跑掉,顾自己的小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有一样的想法,但问题就是现在中国人的想法太多了。
自由谈访谈:你认为中国人应该怎样?
冯锦华: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有正义感,现在整个社会缺乏一种激情,大家似乎都活得不高兴,民族的信心也不强。中国人已经够有钱了,我们要谈谈理想,谈正义,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这些精神东西,还是让人看不起,就是个暴发户,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自由谈访谈:你觉得自己算个愤青吗?
冯锦华:我还是属于愤青的。我觉得愤青挺好,愤怒青年嘛,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不会愤怒,国家就没希望了。愤怒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如果日本人这么欺负我们都不愤怒的话,这个民族真的就没有希望了。
自由谈访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现在国人的民族情绪太重了,你怎么看?
冯锦华:我觉得中国做得完全不够,还差太远。可以看看美国是什么样的民族情绪,就因为他们的奥运队穿了中国生产的服装就不得了,拿出来讨论,议员级别的人都这样搞事。而中国主张自己的领土,就被扣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
我们圈子中一个很有名的人曾说,我就不明白,日本人恨我们的民族主义,怎么连中国人也恨我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有些人的想法要和我们的敌人一样?
民间保钓使命已经完成
自由谈访谈:民间保钓在钓鱼岛问题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冯锦华:对于民间保钓的态度,我觉得已经做到一个极致,不可能再做什么东西,也就是说民间使命已经完成。政府现在也开始有动作了,海监船经常到钓鱼岛周围绕一绕。我相信这与中国民意是有很大关系的,民意有时会改变国家的一些政策。
政府声音和民间声音,缺一不可,有时候民间声音更能打动世人,更能打动全球舆论。说到底友好也是通过斗争得来的,民间的意义就在于此。
自由谈访谈:民间保钓行为会不会与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发生冲突?
冯锦华:有些人也说你们不要帮了倒忙,不要给国家添麻烦,那我反过来就想,什么叫帮正忙,怎么叫不给国家添麻烦呢?
谈到钓鱼岛,我们就用具体事情来具体分析,如果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华人不进行保钓,钓鱼岛就真的连同琉球一块送给日本了,现在根本就不会存在什么钓鱼岛问题,那国家大政方针又从何而谈呢?
保钓协会同麻将协会一样 没必要搞特殊化
自由谈访谈:你们的民间保钓群体主要是由哪些人构成?
冯锦华:我们这个群体中的老板很多,还有研究生、海归,也有做小生意的,甚至还有警察,各阶层都有。
自由谈访谈:他们对日本的看法与你一样?
冯锦华:有些兄弟对日本恨之入骨。这也很正常,我朋友的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掉的。
中国苦难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正常的,不发声才是不正常,像以色列还在追杀纳粹战犯,前两天又抓出一个,中国应该彻底反省。
自由谈访谈:他们有没有付出很多代价?
冯锦华:好多人付出的代价比我大得多,有些人老婆离婚,有些人没有了事业,多的是,说起来很让人伤心。我的经历算我们这个圈子里非常好的了。
自由谈访谈:能说你们是依靠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的吗?
冯锦华: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群体,就像麻将协会、钓鱼协会,大家爱钓鱼,就走到一起,没什么区别,就是共同的志向,希望国家能够强大,大家就到一起来。没必要刻意把保钓搞得特殊化,同其他一些爱好者的协会都一样。
我相信每个关注钓鱼岛的人都有爱国情怀在里面,否则也不会关心,轻重而已,我们这个群体可能更重一些。别人看到钓鱼岛纠纷,顶多气愤地发两句牢骚,我们可能不止于此,还想做一些事来维护祖国尊严,就是这么一个程度上的差别。
自由谈访谈:你们是一个比较牢固的团体吗?
冯锦华:我们就是这么一群人,日本对中国人毒害后不道歉不赔偿,大家觉得气愤,走到一起,天南地北哪里都有。保钓联合会非常松散,其实谁是保钓联合会的我们也搞不清。一群人如果想做事就一起做,可能你就是保钓联合会的人了,哪天你不做了也就不是了,谁也没有发个证什么的。
自由谈访谈:圈子中的人会互相帮助吗?
冯锦华:大家有时候因为有共同的志向,会比兄弟还亲,比兄弟还要更加信任,谁有些事大家都会帮助。
爱国首先把自己事情处理好 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
自由谈访谈:你在靖国神社写脏字、登钓鱼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权衡现实的利弊?
冯锦华:那肯定是有的,我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愤青,或者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想干什么干什么,毕竟30多了,也会考虑很久,也会犹豫,也会思想斗争,但最终激情战胜了理性。
从理性来讲,任何一个亲戚朋友,包括最亲的家人都不会让我去,而激情就是超越理性的一些东西,我要去做一些心目中、理想中追求的东西。激情和理性往往是有冲突的。
自由谈访谈:在保钓与自己事业上,你如何平衡?
冯锦华:当时搞保钓,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做,也没必要专职保钓,我们是业余的,完全是在本职工作前提下去做。我们一直是有这样一个标准: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爱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如果因为保钓,自己沦为别人救助的对象,你就是失败的,因为民族和国家还没有到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抛下一切上前线的时候。说到底,爱国也是在一定限度内,也要求一定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社会上做一个有成就的商人也好,公务员也好,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做好这些东西后再去做爱国的事情会更有说服力,也会更好。不能说搞这些事情的人都是一些社会盲流,穷得到处要钱,这样就变味了。
自由谈访谈:如果把事业和保钓进行排序,哪个对于你更重要?
冯锦华:那得看结果是什么,如果把事业停掉,钓鱼岛明天就回来,那我马上停。
我们做这些事情不能说是逼迫性,非要人家怎么样。爱国行为可以有间隔,适度去做,提醒、督促、支持,把钓鱼岛问题向中国有利的方向推进。
现在突然取舍,我没有办法,两方面都要做,既要把生活做好,另一方面,如果可以的话,也会把保钓做好。
自由谈访谈: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当初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冯锦华:没有后悔,也不会后悔。老老实实、简简单单也是一种人生,但是很明显每个人都不喜欢这样的人生,都想做一点事情出来,无论事业、爱情或者其他方面,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人的共性吧。
我们做了这个事觉得非常自豪,不管别人怎么看,起码我们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站在了那个地方,这就足够了,至于因此受到一些损失,那是肯定的,打麻将也还得腰酸背疼,付出一点代价算什么,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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