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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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大学匾是对中国高考招生制度地域歧视的讽刺。如果我们连参加一次公平高考的权力都没有，我们向往的北大变成了北京人的“自留地”，又谈何教育公平和“知识改变命运”？作为中华名校，北大或许无力改变城乡教育不公的现状，但至少可以在高考录取时少一点人情性的倾斜，多一点公平的社会责任。

9月11日，来自河南的几个学生，来到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教育部，给教育部部长送鸭梨，“希望帮他们分担压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提高外省录取比例。”结果鸭梨被委婉拒绝；90后河南小伙程帅帅计划给北大送“北京人大学”匾，被警方带走。而此前，程帅帅曾对媒体呼吁取消高考户籍歧视。

这是继北大在京一批次扩招33.6%之后，北大又一次因高考不公被推上舆论风口。而“北京人大学”匾背后，中国高考制度的地域歧视问题也再次引发热议。

有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大学（含医学部）在北京总共投放了414个招生名额（医学部368人），而在河南今年的招生计划则为108人（医学部28人）。清华今年在北京招生计划是203人，而在河南仅招91人。而根据2011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河南为1.87，北京为52.5。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这就意味着，即使安徽河南等地的考生“头悬梁锥刺股”，他们在高考的考场上也难以拼过北京本地的考生，而原因只有一个：地域区别导致的门槛不同。

就地域而言，北大等名校地处首都北京，北京当地政府在办学环境和教学发展方面，都为其提供了优越和丰厚的物质和人力支持。北大等名校的招生政策上适当向北京当地考生倾斜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就近些年来北大在各地招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来看，北大这种人情性的倾斜，明显的忽视了一个“度”的问题，把属于全国人民的北大变成了北京的“自留地”。另外，北大“北京化”现象也远非个例，近几年京沪等地名校在本地的招生分配指标也居高不下，本地化现象愈加明显。也由此不断引发人们对北大清华等名校招生指标地域歧视的质疑和指责。

在这样的前提下，改革高考招生指标分配制度自然成为众心所向。之前有人大代表疾呼实行名校招生名额分配听证制度，更有人提出“全国重点大学招生公平性的建议”。然而，高考录取地域歧视的坚冰却一直无法打破，千呼万唤的异地高考政策不久前终于出台，但苛刻的三个准入条件却带着赤裸裸的“拼爹”本色，让所有随迁子女望而却步。

在“知识改变命运”面前，多数人也开始心灰意冷。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通过受教育向上流社会流动，是每个中国人的愿望，然而，北大等名校招生指标地域歧视却把这个愿望变成了幻想。相对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社会现象，我们更不能接受的是教育不公。我们无法选择出生地，更无法选择出身，但在文明社会里，我们有权拥有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就是教育。而如果我们连参加一次公平高考的权力都没有，我们向往的北大变成了北京人的“自留地”，又谈何教育公平？

作为名牌高等学府，北大和清华无力改变城乡教育不公的现状，但至少可以在高考录取时少一点人情性的倾斜；无力主导“异地高考”，但至少可以在平衡各地招生录取比例上有所作为，为推行“异地高考”创造另类条件。这是北大和清华作为中华名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事实上，按各地人口比例确定高考招生指标并不是难事，中国政法大学已为我们开辟先河。中国政法大学的名气或许不如清华、北大，但是在招生公平、教育公平的问题上，其按各地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的做法却让大学精神得到升华。这点，足以让清华、北大颜面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