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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美国非政府组织（NGO）就是这些活动的‘幕后黑手’”。印度的总理辛格日前公开指责美国的NGO。实际上，在许多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类有“外国背景”的NGO越来越活跃，而且热衷于掺和政治。
美国NGO无疑是最惹眼的。在埃及引起巨大风波的美国NGO“自由之家”副总裁沃克日前又高调宣称，干涉俄罗斯事务是他们的责任。英国《经济学家》称，尽管从“非政府组织”名词的表面含义看，NGO应该独立于政府，但只要看看它们的资金来源，就知道这些机构几乎都是“特定政府的傀儡”。如此，称NGO是美国的“幕后黑手”似乎并不过分。
福建省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秦威指出，针对美国NGO带来的挑战与非难，中国一般由政府出面回应，在国际事务的实际操作中也体现出效率不彰，吃了不少亏。中国的NGO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声而主动地发声，这需要中国的NGO通过修炼内功有这样的传播能力，也需要政府在他们身后给予更多更好的支持，提供更大的发声空间和舞台。

NGO在美国传统悠久：在国内外问题上与政府配合默契 
早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已经有建NGO（非政府组织）的传统。但大规模发展起来，还是近30年的时间。1946年美国大约有20万个非政府组织，进入21世纪后，登记免税的非营利组织就有160多万个，还有约100万没注册的非政府组织。
由于美国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理念，许多社会事务和社区服务工作、慈善等都由非政府组织提供。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就被称为“第三部门”。在美国国内，NGO通过社会捐助，而且活动处在公众直接监督下，降低了政府运作成本，可以较好地避免贪污。这些非政府组织推动社会健康发展，被称为缓和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国际问题上，美国会选择“垂帘听政”，利用NGO进退自如。他们为美国政府实现政治目的、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做了许多事，在“监管”世界的同时又让美国政府免去了干涉别国内政的骂名。

美国NGO正变身“超级组织”：在世界上为“幕后金主”开道

瑞士巴塞尔大学不久前公布了一份以“NGO，超级组织之路”为题的报告。报告称，随着世界政治全球化，NGO在世界的力量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加大金钱渗透。实际上，在许多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美国等西方大国NGO或明或暗，不但能在这些国家内部发起大规模行动，且可调动全球舆论的力量，影响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甚至政治机制，为美国NGO幕后的“金主”开道。据学者研究，美国等西方利用NGO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主要有三大手段。
一是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各种NGO来施加政治影响。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把援助对象从受援国政府转向各种NGO或个人，目的是通过援助直接与受援国百姓打交道，了解情况，收集信息，施加政治影响。
二是利用NGO的渠道进行软性渗透。西方通过各种NGO，以所谓人道主义救援、维护人权、推广民主进程、维护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各种借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培植亲西方的代理人。
三是通过NGO控制或影响舆论，为西方实现渗透和演变服务。西方国家一方面支持本国的电台、报刊和电视台走向国际，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树立“公信力”；另一方面，以新闻自由等为幌子不断压发展中国家开放媒体管制，资助发展中国家创立所谓的“独立”电台、电视台和报刊。

“幕后黑手”并非神鬼不知，也常遭到指责

近日，世界多个国家表现出对美国NGO的指责。据印度亚洲新闻社26日报道，印度总理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称，印度联邦政府兴建的库敦库拉姆核电站受到示威抗议的骚扰，他们的背后支持者正是“外国代理人”——这是美国NGO的代名词。辛格称，这些远在美国的NGO根本不懂印度人的需要。
在俄罗斯，随着总统大选的日益临近，各种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活跃，其中许多组织背后都有美国NGO的影子。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1年8月公布的年报显示，该基金会已渗入俄罗斯全境。该基金会在俄资助了许多青年组织和各种形式的研讨会，用以培养俄罗斯的青年反对派领导人。俄罗斯政治家库普利科夫表示，这些非政府组织就是试图搅乱俄罗斯局势，在俄发动“颜色革命”。
此外，埃及已经开始对有深厚政府背景的美国NGO成员进行审判，他们在埃及革命期间一直帮助埃及一些反对派。这些人中包括美国交通部长雷·拉胡德的儿子塞姆·拉胡德，他是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埃及办事处负责人。
福建省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秦威认为，对于美国NGO发展来说，遭到指责是很正常的事情。显然，这些指责并不会妨碍美国NGO的继续扩展。

中国NGO发展水平较低，尚未成为“第三部门”

据研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NGO也有不短的历史。如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就出现了很多“救亡图存”的社会团体等等，根据每个阶段的历史背景不同，团体的社会定位也不同。也是因此，没有像美国那样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传统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NGO发展相对较快。在中国，NGO组织常被称为公益性民间组织，可以分为社会团体（如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联谊会、促进会、商会、基金会等）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民办学校、医院、福利院、敬老院、社区服务中心、培训中心、研究院所、文化场所、体育设施等）。
总的来说，中国大部分NGO是在政府的组织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有的甚至挂靠政府部门。在社会作用上，也多是补充与辅助政府的工作。受到经济综合发展程度、传统的价值观、消费观念，以及目前的分配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还远远不能称之为“第三部门”（政府和企业分别被视为第一、第二部门）。

美国等西方NGO藏在多个问题后面对付中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NGO也没有“放过”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断向中国施压，在藏独、东突、人权等问题上，都能看到背后他们NGO的身影。比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NED）组织。它虽属非政府组织，但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NED还频频资助中国的“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NGO在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中几近失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余万里接受采访时说，北大王缉思教授曾有一个很深刻的论断：“中美关系是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的关系。”美国NGO等民间力量经常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主导议题、塑造议程的作用，在中美关系中制造麻烦。而中国在应对的时候往往只能靠单一的政府外交渠道，这就相当于用一门高射炮打一群蚊子，只能被动地穷于应付。
福建省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秦威也说，在国际问题上，面对西方NGO的冲撞，我们一般由政府出面回应，往往不见得处处占上风，在国际事务的实际操作中也体现出效率不彰，吃了不少亏。近十多年来，虽然中国的NGO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在逐步增加，但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中，中国的NGO几近失声。

政府与本国NGO合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开道 

一方面，政府可以和本国NGO合作，通过“NGO外交”帮助中国政府与国外当地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流，澄清一些误解，减少麻烦。因为NGO往往拥有较高的公信力、非政治性和道德性；
另一方面，本国NGO可以作为对“走出去”企业和官方海外行为的监督员，提醒政府注意其对外决策的问题所在，督促企业在投资所在国和地区履行相关规则和标准。

在国际上，要发展亲中的NGO 

首先，中国应该加快培植为我所用的国际NGO力量。从国内NGO和在华国际NGO做起，政府部门有必要放下身段，以谦逊的态度和勇于反省的精神，与国内NGO和在华国际NGO进行良好的沟通。然后透过它们，延伸到国外NGO，使这些国内国际NGO达到良性互动。国际NGO对世界各地的变化极为敏感。中国应该学会将其优势为我所用，而不是使其成为中国的破坏力量。
其次，如何化西方NGO的压力或捣乱为中国发展之动力，还取决于中国各级政府如何有效地处理与西方媒体的关系——因为NGO与媒体有一种天然的关系。NGO与媒体的协作主要体现在，或通过与大众媒体的沟通，引起公众对某项问题的注意；或透过媒体这一重要桥梁，充分发挥其社会动员能力，如借重互联网的聊天室和在线论坛这种新式武器，讨论话题，来保持公众对此类问题的敏感性；或扮演电视舆论领袖或社会精英的角色发言，倡导观念，设置议题，唤醒对象国家公众的问题意识。总之，NGO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达该问题发展进程的最新信息，动员潜在同盟者，为其工作争取合法性和支持，进而影响决策者的行为。

支持中国NGO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为外交“挣得更多分数” 福建省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秦威认为，国际事务一直由中国政府主导，民间组织没有形成这样的习惯，更没有这样的资源和能力。现在，中国政府就应该鼓励中国的NGO走出去。
这种走出去，不一定非得要去效仿西方去刻意“针尖对麦芒”，而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我们需要它来承担一些责任。需要有这样的组织来给政府减负。这应该是国家社会形态发展成熟方面的一个表现。
就从外交上来说，如果我们NGO也能站在政府的周围成为国际政治的参与者，也一定会为这个国家挣得更多的面子与分数，并让政府有更多的精力与资源用于为民谋利。

结语：当然，从整体而言，不能因为某些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NGO不断惹麻烦，就把它们一棒子打死，也应客观认识到，一些与意识形态无涉的西方NGO公益组织在诸多灾害中给中国提供了不少帮助。但就国际形势而言，为了应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幕后黑手”的挑战，呼唤中国NGO及早出山确已成了不少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