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杂谈、时评资料

“打黑英雄”王立军

作者: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刘子倩

----

他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警察;是“打黑英雄”,几乎囊括了公安系统所有的荣誉,经过近20年的宣传,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将其推向了神坛,然而转瞬间,他又从神坛走向监狱。亦真亦假的光环褪去背后,处处写满警示。 
王立军头发有些凌乱,白色衬衣在灯光下很扎眼,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宣判。 
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作出宣判:王立军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获刑15年。 
从“打黑英雄”“一级英模”,到空降重庆,三年内连升三级,直至当选副市长,这个从普通农家子弟起步的中国警察的人生,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戏谑与无奈,当然,也有谎言与荒诞。 
但不论是作为赞扬的对象,或是评议的主角,这个名字,注定无法从中国法治史上抹去,也注定将被反复研究与揣测。 
他不只是一个人。同时,也早已成为一个符号。

重庆打黑第一枪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说,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执政党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 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像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 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世界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 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 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共产党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 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者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 ,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淩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例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是“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大圆脸所长

1959年,王立军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天池林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有两儿两女,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长子。 
村子不大,总共有约200户人家,彼此之间十分了解。王立军从小便是村民们熟知的聪明孩子。直到50多年后,一提起王立军,仍有不少人记得,这是村里出来的“名人”。 
1976年,初中毕业的王立军,被分配到当地林业局天池林场工作。两年后,他离开老家,到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原名铁法市)参了军,在某部担任文书。据知情人透露,在部队期间,他认识了现任妻子肖淑莉,后来结了婚。1981年,从部队转业的王立军回到阿尔山,重新成为林业局的一名普通工人。 
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来自岳父的帮助。通过岳父的关系,以解决夫妻两地的问题为由,1982年,王立军又回到调兵山市,在市商业局下属的一家食品公司当司机。不过,在以“身份”划分等级的中国,那时的王立军还是一名“工人”。 
1984年,根据上级要求,铁岭市公安局决定扩编招收10名警察,充实民警队伍,王立军托人说情想要入警。警察,属“干部”编制,而由“工人”转“干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多人极力推荐下,王立军最终被破格录用了。 
他最初在基层担任治安队队长,很快便展现出优秀的组织和执行能力,于是被调任调兵山市晓南镇派出所副所长,后成为所长。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工作勤奋”,老矿工则记得他“管得厉害”。 
晓南镇派出所主要管辖的晓南矿区,一直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王立军到岗后,发动组织退休工人夜里巡逻,自己则吃住在派出所,很快就扭转了局面。一些老矿工至今还记得他,“特别厉害,被他逮着就没好”,而且,这位“大圆脸所长”不仅管治安,连百姓家闹离婚,他也要管。 
王立军日后的许多所谓开创性举措,其实早在他从警初期便已埋下伏笔。而这些做法,最初确有其积极的一面。 
据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担任派出所所长起,王立军就要求做到“有案必报、有案必到、出警及时”,这也是他日后从警数十年始终坚持的第一原则。每至一地,他便将这个要求扩展至一地,从调兵山,到铁岭,到锦州,直至重庆。 
重庆律师周立太还记得,2009年9月23日,他设在万州的律师事务所丢了15台电脑。巧的是,小偷半夜行窃时被路人发现并报警,派出所距律师事务所仅200米,却并未出警。 
周立太异常气愤,通过朋友找到王立军的电话,清晨六点就打了过去。周立太并不认识王立军,后者那时刚调到重庆一年多,这位局长听完情况后说:我会马上调查处理。 
挂了电话,周立太即赶往办公室。没想到,赶到时,市公安局督察总队的督察已在现场调查取证。最终,该派出所8名民警受到处分。虽然此案仍未告破,但让周立太对王立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 
“他到重庆后,公安部门的工作确实起了变化,原来办公室有当事人无理取闹,报警警察也不来,现在,几分钟就会赶到。” 
从组织退休人员巡逻起步,王立军不断地试验新的警务制度和工作方式,几乎全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他的改革,往往是内部喊苦,百姓叫好。 
比如,2002年任锦州公安局局长时,王立军开展了一项“猫鼠同步”治理行动,警察为猫,小偷为鼠,为了捉鼠,猫要和鼠一起“上班”,基层民警全部24小时两班倒,一线警察叫苦连天,但也有这样的评价:感觉是真干事的。 
抵达重庆的王立军,又开始着手在重庆开展警务体制改革,交巡警合并,重要路口设置交巡警平台,实现有警3分钟内到达现场,原来坐办公室的干警也被要求上街巡逻。 
一位知情人透露,重庆公安部门原来大约有3000余名“坐办公室的”,王到任后精简到1000多人,其余全部上了街。王立军不止一次在会议或讲话中提到,要使中国的出警、处置和施救能力达到欧美国家的警务水平,“与国际接轨”。 

傲慢的开始

所到之地,必有变化,这对于王立军来说,已成规律。 
因在晓南镇工作出色,1990年代末,王立军被调往治安情况更加混乱的大明镇,任派出所所长。上任不久,他就开展了全所民警集中抓捕犯罪分子的行动,将抓获的200多人集中收审,效果显著。 
依靠大规模抓捕犯罪分子、集中收审,王立军改善了当地治安,并获得了上级嘉奖。他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被9家新闻单位共同评选为“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后来又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 
1992年,王立军升任调兵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不久被选送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两年后,学习结束,他赴辽宁省铁岭市任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 
此时的王立军,刚刚35岁,风华正茂,前途无量。 
在王立军调来前,铁岭市公安局的许多人都曾在公安部的表彰大会上,听过这位二级英模的英雄事迹,对他抱有崇拜与期待。 
初到铁岭,王立军给众人留下的印象是“还是挺谦虚的”。一位老民警透露,当时大家开会研究一起案子,结束后,王立军把众人送到屋门口,说:“拜托大家了,大家受累。” 
但好景不长。很快,众人对他的评价就变成了“傲慢,不顾他人意见,独断专行”。 
在他面前汇报工作,只能站着;任何集合或者会议,迟到、说话或手机响,他开口就骂,无论是刑警队长,还是普通民警。 
一次,一位干警因为向另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晚了几分钟到王立军办公室报到,进门之后就被他破口大骂。 
一次巡视,王立军认为一个执勤警察的站姿不好,便大步上前,把他帽子和肩章狠狠地揪了下来。这名执勤警察当时惊呆了,他旁边的同事则赶快转移视线,看都不敢看。 
1990年代末,一个民警在夜里执行任务时被刺死,王立军当时给各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正巧赶上四位所长都不值班,几天后,这些所长都被免职,因为“所长把危险留给了同志,把安逸留给了自己”。 
所长们都觉得冤,认为自己是按值班制度在工作。但从那以后,即便不值班,派出所的领导也都不敢回家,让家属把换洗衣物送到办公室,最长的坚持了一年多。 
在让犯罪分子害怕前,先让警察害怕,这成了王立军的风格。虽然,惹怒他的大多是些“小事”。 
多年以后,他已调至锦州市公安局任局长。一位当地记者亲眼目睹,一位干警进王立军办公室时没有敲门,王立军怒斥:“我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敲门呢?出去!重来!” 
这种对细节的吹毛求疵,到了重庆,就有些变本加厉。 
2010年年初,伴随重庆市警务改革的开展,警局也开始实施新的规章制度,包括:只能穿警服或者正装,穿西服必须打领带;在食堂吃饭,不准出声,不能交头接耳,不准接打电话,手机铃声要调成振动。处罚情况或名单,会以短信方式群发至所有警察手机上,常常一天多条。 
当时,重庆从严治警受到全国公安系统的关注,不少省市公安机关组织到重庆学习。湖南湘潭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计划派百名民警赴渝,但正赶上“王立军闯馆事件”,便改为只有几人组成的考察小组。考察归来,一位民警感叹,若想按重庆警方的模式操作,必须先做到两点:一是涨工资,二是给警察洗脑。 
重庆警方最严格的是按分数量化排名的考核制度。2012年2月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渝中区原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罗勇(副厅级)因排名靠后被免职,分配到重庆大礼堂广场治安支队(处级)工作。该支队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罗勇确已调此工作,并为他设了办公室,但一直未见其上班,具体职务上级也未宣布。“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听说与考核有关。” 
没人想得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某些人眼里,这属于不近人情,专横跋扈;在另一些人眼里,这属于严格要求,树立警风威严。 
但仍然无法解释下面这些事例—— 
2010年2月,重庆各大媒体报道:重庆女子交巡警队将配备兰博基尼、宾利、奔驰等警车,舆论哗然。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确是王立军在会上讲的。然而,重庆警方很快回应,称报道不实。不久,负责宣传的政治部主任即被调职。不过,重庆女交警与兰博基尼的合影,也很快公布了出来。 
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接待大厅装修之后,王立军去参观,因装修不符合他的要求,当场发火,该管理处政委、处长先后被调离岗位;还有一次,在武隆矿难事故现场,因航拍照片效果不理想,他便当众责骂掌管此事的指挥中心主任。 

完美主义者

王立军无疑具有完美主义者心态。一位与王立军相识10余年的当地记者分析说,当王立军责骂别人时,他的心理活动是:这件事我能做好,你也应该能做好。 
在一次重庆警局的内部会议上,这种说法得到了印证。王立军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多学习,多读书。一半是为了鼓励,一半是为了形成反差,他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 
最受称赞的是他的口才。他属于媒体记者最喜欢的采访类型。电视采访,只要把摄像机开着就行了,事后也不用剪片;文字采访,只要说个大概,他便能自己即兴完成所有内容,连记者没有想到的,他都替记者想到了。 
在当下领导人讲话多数靠念稿的环境里,王立军是少有的能脱稿公开演讲的干部之一。在重庆律师周立太印象中,王立军讲起话来四平八稳,颇有学者风范,时常引经据典,从国内公安发展谈到国外治警现状,全部脱稿,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王立军的书法颇有功力,他也乐于展示。他母亲在阿尔山的墓碑就是他亲手写的;在锦州市任职时,公安局大楼里到处挂着他的字迹;他所任职过的各个公安局的新年贺卡,几乎全有他的墨宝;一张流传甚广的王立军早年照片上,他胸前挂满奖章,身后便是一幅他的书法作品,内容是否为王亲自撰写众说纷纭,但多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字确为亲笔,开篇即是: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何愁天下不太平?先忧华夏,后乐其中…… 
没人否定,王立军是个聪明人。参加工作时,他仅是一名初中毕业生,而后来,他是国际刑鉴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并在9家国内外专业机构任职。在重庆,他递出的名片上,唯一没有的,是他的公职头衔。 
不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还是为了弥补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缺憾,王立军很看重自己的学者身份,并多次到高校作学术报告。 
2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一名研究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王立军曾到学校作过学术报告,内容并无新意,基本都忘了,但王的气场很足,报告厅爆满。就在那次讲座后,王立军接受了西南政法大学的聘书,成为该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在《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指导教师一栏中确有王立军的名字,但该院一位老师证实,从没给王立军安排过学生,“他太忙了,没有时间”。 
王立军有特立独行的倾向,他也将这种倾向带到了所任的公安局内。在铁岭,他就把自己的毛笔字印到了警车上:中国刑事警察。 
从铁岭开始,他一直着手设计当地警察的警服;调至锦州后,除去上述改进,他还执意将警察局更名为“警署”。 
按照《人民警察法》,擅自更改警服、警徽和警车,均属违规,但十余年间,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反对,这些反而作为王立军有创新精神和艺术细胞的谈资被津津乐道。在调至重庆后,这些“创新”习惯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重庆。 
重庆的交巡警标志,是王立军亲自参与设计的,这个标志被要求放在警服右上臂,由国旗、警徽、凤凰、国际刑警组织徽章等多种图案组合。重庆的交巡警警车也与众不同,光车贴多达十几处,在许多人看起来,更像专业赛车。 
颇受外界称道的重庆警务沙龙,在锦州市公安局便已出现,只不过,锦州的警察沙龙规模较小,而重庆的警察沙龙,有8个开放式图书馆,藏书达33万册;锦州的警察沙龙里,悬挂的是历任公安局长的照片,而重庆的警察沙龙,张贴的则是西方多个国家警察之父的头像和简介。 
但一位参观过警察沙龙的资深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令他不解的是,这些图片中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苏联克格勃、英国军情6处等世界上各知名情报机构创建元老的画像。“警务属于国内公共事务,情报则是对外的,把警务和搞情报间谍的人放在一起,这是在传达什么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王立军的风格和声势在10余年中不断地自我强化,以至于当他走得足够远、引起注意时,已不知该从何时开始纠正。 
这成就了他的自信,亦成就了他的自负。

打黑

最严重的强化,当数“打黑”。 
据一位接近王立军的人士透露,王立军初到重庆时曾说: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多少事,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了,就了不得。警匪一家,中外如此,古今一样。我在重庆就是做一件事情,把警察和土匪分开。这位人士评价说,“这些话让人耳目一新,因为我们在官场不这样讲话的。” 
但事情的发展似乎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2009年6月,在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开始进行“打黑除恶”专项治理运动。有媒体报道,王立军曾在动员大会上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并希望能在“打黑”中听到枪声。 
“打黑”果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长时间地夺取了全国的关注。 
据《重庆日报》2012年2月9日报道:截至目前,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500余个,抓获涉案人员5700余人,切断非法放水资金700亿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398件2600余人;法院一审判决266件2000余人……一批重大黑恶犯罪团伙被摧毁,并依法查处了文强、彭长健、刘信勇、赵文锐等77名黑恶势力“保护伞”…… 
数字历来是成就的证明。然而,媒体报道的数字却与官方结论相差甚远。 
据2010年4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重庆“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自重庆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至2010年3月,共批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795人,其中涉黑679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44件1181人,其中涉黑54件747人;立案查办专项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职务犯罪案件125件148人,其中“保护伞”50人。 
两组数字发布时间相差两年,但事实上,2010年7月,重庆市司法局前局长文强因犯多项罪名被执行死刑,便被看做是重庆打黑运动结束的标志。 
媒体没有理由自行虚构数据,报道与白皮书所统计数据相差之远,或许正是印证了此前许多人的担忧——重庆之“打黑”,有“扩大化”之嫌,那些最初因种种罪名被抓捕的人中,许多最终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 
长期关注重庆打黑的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于今年2月公开了他撰写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他将重庆“打黑”总结为:已从“治安型打黑”蜕变为“社会管理型打黑”,前者是公安和检察机关合法正常地行使侦办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职权,往往深得人心;后者则是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刑法相关条款的滥用,其本身即具有“黑打”的性质。 
他说,中国刑法有400多个罪名,而重庆总是运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一罪名。“这个概念很模糊,很容易株连,以此进行社会管理,会造成社会心理上的威慑。” 
事实上,在王立军的一路升迁中,“打黑”成就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砝码。 
1994年,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立军指挥了著名的“9·19”扫黑行动,铁岭市以杨俊富、张洪俊、肖建军、何晶为首的四大流氓恶势力团伙被一网打尽,他声名鹊起,第二年便被评为“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 
但王立军“打黑”的方式和手段令人不寒而栗。开原公安局原局长王子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俊富等人被抓起来后,王立军就提出要求,必须枪毙。 
“当时,改账这些都算涉黑。这些人又没有人命,也没有抢劫。”据王子湘回忆,涉及到男女关系问题,就让女方供述为强奸,否则就将其劳教。此外,多位当年在公安局的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打黑期间,王立军有一个“小黑屋”,用来关押未被定罪的嫌疑犯,但一般人进不去。 
威慑效果是明显的。多位铁岭市民回忆说,王立军“打黑”之后,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王立军当年的一名下属说,当时连小偷都害怕,“因为都知道,抓住是真打啊”。 
童之伟在《报告》中亦提到,据他观察,重庆“打黑”有大规模抓捕犯罪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证的现象,并设立脱离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制约的秘密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关押和审讯。 
掀起对重庆“打黑”普遍质疑的“李庄案”,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律师李庄,本是犯罪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2009年底,重庆警方以李庄涉嫌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教唆“翻供”为由,将其刑拘。 
李庄于2009年12月12日被刑拘,13日被批捕,20日检方公诉,30日开庭审理,半月之内,完成了大多数案件需走数月的程序,效率之高,被称为“重庆速度”。当地媒体报道此案审理之初一位官员的评价:“李庄案的审理,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几个涉黑案的难度,一定要打好这场战争,确保案件审出质量,经得起时间检验。” 
这个愿望落空了。李庄最初坚称自己无罪,后又表示愿意认罪,但当重庆检方重拾几年前的另一起案件,以妨害作证的罪名再次起诉李庄后,他再次挺身而出反抗。在全国律师声援、公众大范围讨论的环境下,重庆检方最终撤诉。 
这个结果从根本上推翻了对李庄的上一次判决,并从另一个角度暗示,那些曾被人在暗地里悄悄议论和传播的消息——包括,秘密羁押、刑讯逼供以及未审案先定案——确有其事。 
更让童之伟忧虑的是,在这种高压的国家机器控制手段下,公民间的互相侵犯固然会受到遏制,但公权力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的威胁也在增加,并且重庆的做法有向其他地区传染的趋势。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亲自参与了李庄案,但作为重庆公安第一责任人、“打黑”行动的主持者,他应该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置身事外。 
他也从没对任何媒体发表对李庄案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以往将他带入荣誉光环的这些手段,在重庆,似乎开始失效了。

王立军现象

王力成,一位年逾七旬的律师,将王立军的成功之路归结为“王立军现象”。在他看来,王立军最后发展到出走领事馆一幕,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系统总是需要出现一个英雄,于是,没有英雄的时候,便托出一个英雄,最终,英雄无法控制自己。 
“他原来就是个普通人,就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干的事。”王力成说道。 
据这位在辽宁省法律界颇有声望的老人了解,王立军从来没说过,黑社会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也从没有说过:我和我的战友将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场;他本人从没正面承认过,在对文强执行死刑前,他去“会见”了五十分钟;也没有任何一任市委书记表示过,王立军是我们的镇市之宝…… 
“你们可以算一笔账,”王力成说,“王立军在辽宁打黑的主要成绩是‘自己同他的战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押上了刑场’,你相信吗?铁岭市的总人口一共300万,王立军在铁岭任局长不到三年,就是从他任刑警队长那天算起也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天都要杀人,不恐怖吗?” 
事实上,2011年两会期间,王立军本人曾表示过相同的看法。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王立军和媒体、体制之间,早已形成了某种“同谋”。 
成了英雄的王立军,渐渐开始习惯出现在媒体面前。一位铁岭市退休警官回忆起王立军的第一句话便是:“爱得瑟,什么时候都爱带着人举着摄像机拍他。” 
1995年,在辽宁受铁岭市管辖的开原市发生了一场盗抢机动车案件。三名来自哈尔滨的犯罪分子抢车后被开原市警方堵截,落荒而逃到清河区三台子村的庄稼地,开原市警方向铁岭市公安局报告此案。 
然而,当开原市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时,王立军突然带着摄像队伍赶到现场,并让开原办案民警离开,自己一把抓过罪犯,踩到地上,一手举起冲锋枪,让摄像机拍摄。 
1997年10月,开原市警方获得线索,3年前在辽阳市发生的袭警抢枪案的犯罪嫌疑人曹某躲在开原市,并找到了落脚点。当开原警方准备抓捕时,王立军指示,等他率人从铁岭赶到再实施抓捕,因为等待局长,耽误了时机,曹某逃脱。 
开原警方再一次摸准了曹某的落脚点准备行动时,王立军又带领数十名干警和两部摄像机赶到,进行“战略部署”,安排几位领导围着他,并在摄像机前开始讲话。曹某提出要一把手枪,王立军答应了,安排了一把取下撞针的五四式手枪。在场的几位市区局长都很惊讶,但谁都没敢吱声,只有王立军的一名手下低声建议说:“给枪啊,立军,这合适吗?”王立军喊道:“咋不合适,你别吱声。” 
当晚,王立军带着所有人从曹某窝藏的村口开始包抄,距离窝藏地还有20多米时,王立军指示摄像机开始录像,他冲天鸣枪,曹某听到枪声后携枪潜逃,只留下屋内包庇曹某的一家三口。王立军和几名手下痛打了夫妇俩后,搜遍了整个屋也没找到人。 
夜里,开原市警方调动警力,分析曹某去向,并在第二天早上将其捉捕。报告铁岭后,大队人马又过来了,摄像机拍了一路王立军抓捕逃犯的过程。 
多名与王立军共事过的公安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几乎每个案件,王立军都会在最后关头到场,让摄像机拍下来。 
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东北虎传奇》里,作家陈晓东这样写道:“沙漠风暴”车紧随其后也开进了院内。王立军猛地推开车门,他一个箭步跃到夏利车前,挥起右手就是重重一拳,只听见哗啦一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他左手举着的微型冲锋枪又是“哒哒哒”一梭子,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仿佛神兵天降,夏利车内5个人惊得目瞪口呆。 
军警作家周力军的文章里,也有同样的描述,但周力军接着写道:“抓几个走私犯不一定需要举着冲锋枪打一梭子子弹这么大的阵势,但是以王立军的性格,他是爱破大案的,越是大案他会越兴奋。” 
这个习惯延续到重庆,有所收敛,亦有所变质。据了解,在重庆出席警方活动,王立军不允许媒体随便拍照,只使用其专用的摄影师和摄像师,这些人从市公安局各单位宣传部门的精锐中抽调组成,因身着统一的蓝色外套,被坊间称为“蓝精灵”。 
这位喜欢作秀的公安局长很在乎网络对他的评价,但对于网上关于他妻女被黑社会残杀剥皮的传言从不澄清,这种网帖应该更能体现他的英勇和视死如归。事实上,王的女儿曾是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后调至北京,妻子则在重庆工作。 
王立军还有一个习惯,凡是开会谈话,都有专人作记录,这个速记团体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全国警察系统速记冠军。这些讲话和文章一起,汇集为一本书,名叫《视觉》,据看过的人说,大小装帧很像《辞海》。

三轮车夫案

王立军并非没有得到教训。最轰动的,莫过于1999年的“三轮车夫案”。2012年2月“闯馆事件”后,这起当年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1998年10月14日,三轮车夫张贵成由南向北骑行在开原市文化路上,车上拉着一对母女,横过十字路口时,一辆车正从西向东行驶,见到三轮车便刹车,但没能及时刹住,将张贵成连人带车撞倒在地,车上的小孩也吓哭了。 
一名黑衣男子从车里走出来,张贵成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男人是自己一人开车。男子让张贵成上车,张贵成不肯,男子便用手拉他,拉脱了,有点恼,就打了张贵成一拳,接着又连打了两拳。张贵成也要还手,一个过路人劝他:老头别动手,他是铁岭公安局的人。 
当时周边围了很多人,没多久,当地派出所、交通队、公安局都来了人,都给这个黑衣男子敬礼。张贵成这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立军。张贵成先是被交通队带到警局,随后去了看守所。 
《中国新闻周刊》取得了这起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以及交通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显示:第一当事人王立军,因违反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70%的主要责任。第二当事人张贵成,因违反非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30%的次要责任。 
在《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材料中,还包括当时坐在人力车内的女子任静秀于1998年10月14日当天在开原市公安交警大队做的证实材料,任静秀当时表示“没有看清是谁撞的我”。 
铁岭市一位公安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王立军自己开车去开原,上午王立军给他打电话说:出事了,派人去开原。 
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局长的王子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朴占浩(已故)给他打电话说,王立军撞人了,要拘留被撞人,请示王子湘如何处理。王子湘说:“你自己看吧,该拘就拘,不该拘就别拘。” 
当天开原市公安局开具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因交通肇事,对张贵成给予拘留15天的处罚。 
张贵成的妻子霍淑贤说,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她就去铁岭找王立军,问为什么把张贵成关起来。王立军告诉她:你放心吧,肯定会放的。还派了辆车送霍淑贤回来了。 
张贵成后来在看守所呆了6天。 
1999年3月10日,开原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张贵成诉王立军民事伤害赔偿一案。张贵成的代理律师杨英杰、解宏阁用约一个月时间搜集取证,找到近20位当时在场证人做询问笔录,证实1998年10月14日是王立军一个人开车,撞倒了三轮车夫张贵成,还有证人证实,王立军当时说:“三轮车夫妨碍公务,把他拘起来。” 
立案后,在开原市中固法院进行了一次庭外调解,王立军、张贵成和解宏阁律师在场。解宏阁说:“当时觉得王立军口才很好,一进门就跟我夸耀他的政绩。” 
10余年后,张贵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清楚地记得王立军当时对他说,“老张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既不承认开车撞人,又不承认打人,张贵成因此十分恼火,便没答应调解。虽是调解,也有对话录音,一位听过该录音的张贵成邻居回忆,当时王立军确实向张贵成说了“对不起”。 
1999年夏天,此案改在新城法院开庭。庭上,王立军原来的“对不起”变成了:我代表我的司机向你表示道歉。任静秀也成了辩方证人,证明当时并非王立军开车,而是司机任树辉开车,王立军及同事刘勇在车内后排。 
然而,据另一位知情人透露,王立军本人曾有过道歉的想法,但因为此事很快搬上报端,王立军感到骑虎难下。 
那时,王立军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可能获得的荣誉:“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辽宁省十大杰出执法者”,辽宁省首届“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贵成最终因证据不足败诉。13年过去了,张贵成已是59岁的老人,几年前患了脑血栓,落下了半身不遂。官司败诉后,他再也没见过王立军。

去王立军化

一位与王立军熟识的全国政协委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2012年3月1日,重庆市两会代表在进京前作了一次精神传达,大家第一次从正式渠道听到了“王立军事件”这个名词。 
会议传达了“王立军事件”的初步经过,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市长黄奇帆、组织部长陈存根和纪委书记徐敬业一同到了成都。到达后,黄奇帆与王立军进行了交谈,但传达没有披露交谈内容。2月7日晚,王立军主动走出领事馆,由北京方面接走。 
这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立军从警多年,对警界有特殊的感情,对副市长的职位并不在意,但极其珍视其在公安系统内的位置。2月5日,王立军不再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决定宣布3日后,这位人士曾致电王立军以示慰问,他说,王立军当时“情绪和语气一切正常”,所以,当得知第二天发生了“王立军事件”后,他的惊讶程度超过很多人。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会上表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王立军在任时期曾风风火火的重庆公安局,如今正在努力“去王立军化”:一些曾被王立军处理过的民警正在申请“平反”;原被王立军撤并的派出所也在逐步恢复;重庆女子交巡警换上了正规警服;重庆公安局门口两个石球上王立军手书的“剑”“盾”二字也消失了王立军在任时期,因有宣传评比任务,每天关于重庆公安的新闻达十几条,如今媒体很少收到警方的新闻通稿和采访邀请。 
然而人们的期待,或许并不仅是去除这些表面的、细微的形式,上溯三年,甚至三十年,是否还有许多事情、案件、领域都需要做些“去王立军化”的努力。 
一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1999年,当王立军接到“三轮车夫案”的法庭传票时,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美国领事馆申请避难。 
一语成谶。13年后,这个集聪敏、傲慢、疯狂、残暴、冒险家与完美主义者于一身的明星公安局局长,竟然真的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警察生命。


网站介绍( www.websitesworld.com )  提供旗帜广告与链接服务
© Since 2003, Websitesworld,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