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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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

不管你如何解读，收入高的人群正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正在扩大。中产阶层的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国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但情况已不再如此。

经济学家们引用“边际生产率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为此类差异提供理由，该理论用更大的社会贡献来解释更高的收入。

那些提供推动技术进步的知识，进而真正改变我们的社会的人，得到的报酬却相对微薄，比如激光、图灵机的发明人，又或是DNA的发现者。然而，却是华尔街高薪人士的创新把全球经济推向毁灭的边缘，可这些金融企业家们照样揣着巨额收入一走了事。

如果滴漏（trickle-down）经济学有一点点道理的话，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心态或许会好一点。但美国人如今的中等收入不及15年以前；全职男性员工的平均收入低于40多年前。与此同时，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群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

一些人辩称，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是市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有好几个国家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增长。

市场是用游戏规则塑造而成的。我们的政治体制的规则是造福富人，却让其他人付出代价。

金融监管听任掠夺性的放贷和欺骗性的信用卡业务实践泛滥，从而让金钱从底层向顶层转移。为衍生品提供优先权的破产法也是如此。全球化的规则（资金可以自由流动，员工不可以）加剧了本已巨大的议价不对称性：企业威胁，除非员工作出较大让步，否则将离开所在国家。

教科书告诉我们，只有放弃增长或放弃效率，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然而，更详细的分析显示，我们正为不平等付出巨大代价：它加剧了社会、经济、政治的不稳定，也加剧了增长放缓。拥有最健康经济的西方国家（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也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二战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那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远快于1980年以后。1980年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超乎比例地流向收入最高人群。从各个国家的长期数据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平等、增长、稳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联系。

从好的方面来看，通过减少“寻租”（设法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改善给美国带来这么多不平等的扭曲机制，我们可以让美国社会更加公平，也让美国经济运转得更好。针对投机者的税率，尚不及挣钱谋生者和创新者适用税率的一半，这样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鼓励年轻人投机，而不是投入生产活动。因为顶层有这么多收入来自“寻租”，因此，对收入最高人群征更高的税会抑制“寻租”。

过去，人们觉得美国遍地是机会。可在如今，一个孩子在人生机遇方面依赖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欧洲或有数据记录的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昔日的美国努力创造了机会均等的“美国梦”，如今，“美国梦”只是个神话。

美国能否再次变成一个遍地是机会的地方？但这种变化不会自动发生。只要我们还在实行这样的政策——削减公共教育和有助于增加中下层发展机会的其他项目，同时削减收入最高人群适用的税率，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支持对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投资，并支持“巴菲特规则”（要求针对收入最高人群的所得税税率至少达到普通人的水平），这些举措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提出要裁减公务员，同时在另一个问题上（投机产生的资本利得适用税率是否应低于辛勤工作所得）保持沉默，这些行为令人担忧。

美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如果继续走近几十年的老路，那么将意味着社会分化更加严重，经济增长率降低，社会、政治、经济更加不稳定。

抑或，美国可能意识到“经济已失衡”。黄金时代之后迎来进步时代，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过分行为引发了大萧条(Depression)，而大萧条又引出“罗斯福新政”（New Deal）。每次发现自己正走向极端之后，这个国家都把自己拉回了正常轨道。但问题是，这一次还会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