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杂谈、时评资料

呼吁取缔余额宝

作者:钮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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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勤劳致富的民族?还是需要一个投机盛行的民族?这是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是金融要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的问题?现在,以余额宝的收益率是2%,还是0.63%来质疑我的观点,但如果深明大义,那2%还是0.63%这个问题重要吗?

我挨骂了,什么话都有,很惨!可以理解,其实从骂声中,我更多听到的是对银行的怨气。我也经常痛斥银行,但我的立场是实业,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不仅和西方银行业学会了嫌贫爱富,而且学会了如何压榨实业,但风险控制,尊重股东权益、大比例分红的品行反而没有学会。记得,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时,内资银行担心它们会抢走贷款客户。但不曾想,人家来了不抢贷款客户,而抢的是“富人银行业务”。结果,国内银行也开始提高富人服务水准,而小老百姓越来越不入它们的法眼。

当今银行却有这样的特点:所谓“二八特质”。80%的存款是富人创造的,80%的利润是大客户创造的。这样的利益格局,驱使银行必然嫌贫爱富,小老百姓能够获得的银行服务质次价高。如果说,“互联网金融”可以提供质高价低的银行服务、能够更好地为我们这些草根服务,那我不仅认同,而且为之欢呼。那才会对传统银行构成平等的、有效的竞争。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所谓的“互联网金融”仅仅停留在货币市场当中,它们通过构建很高的收益预期和方便的互联网通道,从银行把老百姓存款吸出来,制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紧张(供不应求),拉高存款利率,然后再以协议定存方式把钱存给银行,并从中渔利。老百姓欢迎,因为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存款收益;余额宝及货币基金高兴,因为它们瞬间获得了巨额集资,并以越来越大的基数获得赢利;银行哭了、渴了,是因为它们的利润被蚕食了。

老百姓只看到了这些。这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判断市场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从参与主体各方利益的立场出发,同时还需要有一个更重要的立场,那就是:国家宏观经济利益的立场。我之所以呼吁“取缔余额宝”,正是出于国家宏观经济利益的立场。有人会问,老百姓的利益不就是国家利益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有时却有矛盾。举一个极致一点的案例。“金三角”地区的老百姓几乎以种植鸦片为生,老百姓不管这些鸦片最终变成毒品还是药品,他们只管种了赚点钱。但这样的“赚钱”政府要不要管,无序的种植要不要被取缔?取缔了会不会伤害当地百姓的利益?

那么,站在国家宏观经济立场上,我们应当如何判断“余额宝商业模式”的对错?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假定粮食购销系统是垄断经营的,现在有位大亨设计了这样一套玩法:所有老百姓都可以参与,一斤可以参与,1万吨也可以。市场上2元一斤卖粮,而我保证以2.2元一斤收购。同时大亨承诺,日后赚的钱,我只留10%,而余下的利润都将分配给参与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件事可以一夜之间让所有中国人知道,而且大亨有办法让老百姓身不动、膀不摇坐在家里交了钱就等着分红。

一旦上述游戏开始后,会发生什么事?粮食系统的粮食一夜之间就会被卖光,至少粮食市场供应会发生严重短缺对吗?当粮食价格被迫上涨到3元,大亨告诉粮食购销系统,我有粮食,3元一斤卖给你。粮食购销系统为了维系粮食供给,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大亨每斤粮食赚了8毛钱。大亨说,我每斤只留8分钱利润,其余都分配给参与的老百姓。

这时候有人开始为之唱赞歌。说这是“打破粮食购销系统的垄断”,是“推动粮食价格市场化”,是“让所有老百姓都有资格参与粮食购销并从中受益”。

这样的说法对吗?这不是绑架公众利益、并打着改革的旗帜干坏事吗?这不是粮食市场操纵吗?政府不该管吗?我想用不着我多说,大家自有公论。不幸的是,这件事发生在金融市场,而不是粮食市场。恰恰因为金融市场运行离老百姓很远,所以大家看不清这种行为的后果。我想,如果这样的事情不能得到政府的制止,导致利率的上涨,最终像前文所提的粮食一样,全社会为之买单。我们总以为粮价上涨就是粮价上涨,不关联其他市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粮食价格上涨会引发牙膏、肥皂、猪肉、蔬菜等所有消费品价格上涨。

一样的。银行存款利率上涨,必然引发贷款利率上涨,贷款利率上涨推高企业生产成本,最终必然反映到所有商品价格上。不是这个道理吗?如果是经济学家否认这件事,或者看不懂这件事情,那就是他明显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再从宏观经济意义上讲,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已经非常大了,国际经济的不稳定也正在冲击着中国经济安全。就在中国经济风险如此巨大之时,利率大涨,而且是央行失控下上涨,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一旦中国经济失速,大量企业破产,谁是最大的受害者?是“余额宝”的经营者,还是老百姓?

当然,现在“余额宝们”的危害还小,但这种“钱炒钱,利率越炒越高”的恶性循环趋势却是我们不得不高度关注的事情。其实,这其中谁最受益?还是有钱人,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变成食利者阶层,这是不是在进一步摧毁一个民族的实业精神?有人会说“你言重了”。可能我言重了,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实在在存在吧?有人会说,量变也不是从“余额宝”开始的呀?不错,但余额宝让浮躁的民族心态以光速深入到了社会最底层,加速了量变对吗?

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勤劳致富的民族?还是需要一个投机盛行的民族?这是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是金融要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的问题?现在,以余额宝的收益率是2%,还是0.63%来质疑我的观点,但如果深明大义,那2%还是0.63%这个问题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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