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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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悲剧是，患者和医生本来是捆绑在一起共同对付病魔的联合体，却被一些因素所左右和扭曲，让双方剑拔弩张，以致拔刀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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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2月17日10时20分左右，齐齐哈尔北钢医院耳鼻喉科孙东涛主任正在出诊，被突然进来一名男子用钝器击打，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北钢医院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公安局在问口供的时候说在我们医院就过诊，在我们医院没有投诉记录，也没有纠纷，跟我们也没有过口角。”

经审理查明，19岁的犯罪嫌疑人齐洪生（男，1995年11月出生，綏化海伦人，现暂住富区北兴岗西社区）在春节前因治疗鼻部疾病，对北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治疗结果不满意，遂产生报复心理。17日10时左右，齐洪生手持一根50厘米左右的铁管，闯入该院耳鼻喉门诊室，连击孙东涛的头部。

又是杀医，又是耳鼻喉科！一场悲剧再次重演。

2013年10月25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三名医生在耳鼻喉科门诊看病时被一名男子用匕首捅伤，其中一名医生被连捅数刀，抢救无效死亡。连恩青多次到医院投诉不满手术结果。医院给连做过几次CT检查，显示正常。他仍然不满意，多次纠缠主治医生，要求“一定要给我看好”。连恩青没找到主治医生，却与坐诊的主任医生王云杰发生争执，连恩青拿出匕首捅了王云杰一下，一旁的王伟杰医生上前阻止，也被捅了一下。两名医生往门外跑，连恩青追上王云杰，用匕首连刺其胸部数刀，其心脏被刺倒下，王伟杰跑走。随后连恩青跑到CT室，挥刀将正在读片的医生江晓勇捅伤，江医生忍痛按住连恩青，其随后被保安制服。

去年的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一院，患者李某因对医生的医疗建议不满意，持刀向4名医生行凶，致一死三伤。当晚，有网站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占总数的六成以上。

不认真、不信任、不满意……持续的医患僵局导致了公众的围观情绪，六成人的幸灾乐祸只是他们求医经历的情绪宣泄。真正的悲剧是，患者和医生本来是捆绑在一起共同对付病魔的联合体，却被一些因素所左右和扭曲，让双方剑拔弩张，以致拔刀相向。由此可见，在中国，医患关系的解决远远超出了医患个体，不是靠头盔、警棍、保安……诸种被动安全模式去解决，而是要社会、体制、舆论等方合力去共同营造主动安全，防微杜渐。

可悲的是，医患的不信任传递到了下一代。

不久前，笔者观看2013年度中国十大最美孝心少年颁奖晚会，少年之所以孝心最美，几乎都是因病致贫，他们以10岁左右的弱小身躯照顾患病的亲人，个中细节，感人至深。主持人白岩松问其中一位孝心少年理想是什么，少年说：“我要当一名医生，一名认真的医生。”

“ 一名认真的医生”，这个小女孩不经意地重复了自己的理想，让笔者多了份揣测，在女孩和她母亲求医的过程中，“脸难看”的医生、敷衍的医生他们是不是遇到过？对此，笔者本人倒是深有体会，不久前在北京朝阳医院看病，一名教授级专家，挂号费100元，却在接电话中看完了病，一无所治，只好别处求医，进行B超检查也是敷衍了事。后来，《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也到这家医院求医，因为医院的不人性、医生的“不认真”，这位患者在国家级党报上温和地曝光了丑态。

医生不认真导致了患者的不信任虽然只是个案，但是致命的个案却会导致难以挽回的悲剧。温岭杀医案就是这样一起患者对医生和医院不信任的个案。王云杰年仅47岁的生命就是无辜被害的个案。这起案件源于1年半前，连恩青与医院的手术纠纷。其间医患双方虽然多次沟通，最终还是酿成悲剧。

我们在谴责患者恶意报复医生的同时，还是从求医的感受来考量这个矛盾解决的复杂性吧。比如，过度医疗。不久前，“河南医生开“4分钱处方”引热议，被赞业界良心”““叫停心脏病诊断 华西第二医院儿科专家开出五毛钱处方”，都引起一片赞誉之声，而“6岁孩子感冒就诊 首都儿研所医生5分钟开17盒药”则引起网友的谴责。

几乎每个求医者都会遇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喉咙痛这样的小病却首先推荐患者输液，验血更是必不可少的检查项目，开药环节则除了便宜的常用有效药之外再捎带一大堆名头各异的昂贵中成药。

正如分析人士指出的，医疗界的潜规则最终的指向是药，是过度医疗。但是患者拿它没办法，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很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病人不具备足够的医学常识，难以对医疗服务的品质和价格作出正确的判断。即便医生把本来50元可以治疗的病开出500元的药，病人是很难有勇气反驳纠正的。另外，由于相关利益群体的刻意推动和医保制度漏洞的存在，有一部患者会主动寻求过度医疗；其次，政府也拿它没办法。为了控制医疗费用，降低患者医疗负担，政府引入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管制医院医生行为，管制医疗服务及药品价格，但对每一种管制措施医院总能找到应对方法，比如前文提到的搭售中药即为应对药品价格管制方法之一种；比如，政府管制了挂号费，医生就通过多开药进行弥补，在这里，政府管制甚至成了过度医疗的动因。

有人建议通过提升医生医德来解决医患关系，如果医生都能像白求恩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然一切迎刃而解，于是擅开“4分钱处方”的医生们被大力赞扬。但通过道德方式解决问题总归是缺乏强制力，要求医生群体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思想觉悟至少在短期内看并不现实。

事实上，以“三不”为代表的医患难题背后体现的也是中国医疗改革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在国外，面对医疗成本失控、医生议价能力过强等难题，政府一般通过加强医院、保险机构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市场竞争来解决，但在中国，上一轮以市场化为主打的医疗改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温岭杀医案涉事医药的医生说：“主要问题出在医疗体制上，这也是我们医生一致的看法。目前国内医院依然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在极大程度上激化了医患双方的关系。一些国外公立医院多为免费治疗，也就是政府用财政来支持免费医疗，而国内因经济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患者依然承受比较大的经济负担。”

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未来是推出更多的政府管制来拉低医疗价格？还是通过加大医保投入，以政府的名义承担起医疗费用？进入攻坚阶段的医改，无能的卫生部的官老爷应作出选择，也应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