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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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出的大部分对外政策，都缺乏基础，而有经济实力。有实力只需对方的权力配合，而基础却是要有价值观的核心，价值观与对方相差十万八千里，实力再强也不可能成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张锋博士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徐进博士用典型的中式应对，让中国外交话语的困境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以“中国外交话语对外表达的几点看法”的文章加入，中国学者以关公战秦琼的学说，彰显霸气。张锋博士的问题，归结起来非常简单，外交话语的困境，表现在对如下问题的指向：1.中国是否要建立一套新的国际秩序。2.中国尊重并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但要改变其中一些内容。3.如何解决不对称无知的，即国际观和中国观的视差。

其中：2.中国尊重并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但要改变其中一些内容。应该是国内外的共识，中国嘴上不说，但实际也同意。问题出现在第一点上，1.中国是否要建立一套新的国际秩序。在这个认识上，中国大部分学者以领会精神著称，而不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主。至于第三点，3.如何解决不对称无知的，即国际观和中国观的视差。则需时日，因为，这些人不是在对国外发声，而是在对国内喊话。要了解中国外交话语的困境，需要了解中国的话语是如何落入陷阱的。

1.善意的热心堆在中国周遭的谎言

国外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出了相当分量的谎言，而国内愿意听并且广泛宣传，使得中国学者顺势而为的配合。同时，任何海外学者都希望将自己的观点和志向付诸实施，这本无可厚非。只是，国外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学者的大部分成果都无法通过议会的质疑而夭折。为此，这些人就寄希望于中国这个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也是中国要发展的需求，这个中国就成为了其实现理想的场所。理论上，中国也确实可以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够实践的办法是有权力，以往的几十年里，靠权力实践出的成果和荒唐同样惊人。这就是热心者们愿意傾情表演，也是，中国体制对他们独到的吸引之处。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方面的人在不遗余力的推销：其一、是西方推销普世价值观，这个至少是在西方国家获得成功的，由此，西方才预以推销，虽然，在他国实践上问题重重。其二、是推销自己观念的学者，他们在西方国家遇到阻力和质疑，根本不能在西方国家实行，故在世界上需找实践地，他们没能通过质疑，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需要寻找不受约束的权力。

2.独特的中国学者范

中国学者以同类聚集闻名，以领会上级的精神著称，故依靠领导的名头解说政策等都会有上佳表演。既然专长是领会，对政策的质疑就无从谈起，如果，政策缺乏合理更会强词夺理的辩解，也难怪外交话语会出现困境。“合作共赢”的基础应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国际规则，合作共赢就成为模糊之策。中国推出的大部分对外政策，都缺乏基础，而有经济实力。有实力只需对方的权力配合，而基础却是要有价值观的核心，价值观与对方相差十万八千里，实力再强也不可能成功。工程不是半途而废，投资就是有去无回，损失巨大。在外交语言上除了以我为主，不太顾忌对方的理解问题，不善于表明政策立场而暗示行动原则与方向，才是大忌。认为自己是用领会精神的方法成功，对方也要以领会精神才行，殊不知，对方装傻让中国落入法律陷阱，而道义两失。

3.逻辑思维方法不同

中国的逻辑方法是推理，而西方的逻辑方法是三段论，中国外交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定义，如何确立正确，这个正确是领导人的指示。围绕着这一正确，会有研究者帮助树立理论，以证明无比正确，更为要命的是这些研究者不以自圆其说为出发，只在意标题是否正确。“一带一路”现在研究者众多，都在描述着宏伟前景。其实，只要有一个伊斯兰学者凭着良心，就会告知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复杂超过想象，问题出在伊斯兰内部的矛盾，那是要比伊斯兰同基督教、天主教的矛盾还要大，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阿拉伯地区的火药桶不会熄灭，是危险性极高的地域。而研究者如果是对“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做着实现其预言的推理，成功就没有不百分之百的。

“正确”是我们希望的，并被我们自己想尽用一切办法证明的，我们做自己希望做的，也希望他人做我们想做的。这不是说服力，是在实现其预言，而想要更改现有国际秩序，需要用三段论来科学处理。一个固有问题在于：改变了规则，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他者的社会生态会有恶化，其拥有的利益会遭到损害。但如果这个他者是个统治阶层的利益团体，那么，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统治阶层一定会绝对禁止此时出现。更改者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让外交语言成为对外说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