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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周五（3月22日）旋风式访港，他除了争取把高雄货品“卖出去”，还呼吁更多香港人到当地旅游、投资。这名自称“卖菜郎”的国民党人，去年乘着选民对民进党只顾操作统独议题、提振经济无方的不满，以市井贴地的语言，成功俘获民心。我们认为，在韩国瑜身上还未见经世之才，其施政纲领无甚可让香港官员效法之处，但“韩国瑜现象”及其出现的背景，却值得香港建制和民主派精英深思。直截了当言之，这个现象之所以出现，全因台湾民众对改善民生有着强烈渴求，当民生方面看到希望，对意识形态议题的兴趣就会减少。

2016年，民进党趁着民众在“太阳花学运”后对国民党不满，成功入主总统府和立法院，首度“全面执政”。选民当时希望，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能肩负社会改革的重任，做好资源再分配，推动公平正义。然而，蔡英文上台以来的表现令人失望——被深绿绑架，空谈理想，沉溺于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关键的经济民生却提振乏力，最终为在野势力反扑创造机会。她或许认为自己努力推动改革，解决了长年积累的问题，但她不知道，改革必须考虑到人民日常的生活需要，让民众“有感”，而不能只顾打着改革旗号，一味强调改革的神圣意义，实际上却让民众的生活品质倒退。

在去年11月的“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于台湾中南部“票仓”大败，曾经人气高企的蔡英文沦为人人争相割席的“票房毒药”，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纵使蔡英文在同性婚姻、弃核等议题上发力，推动其主张的进步价值观，但普通民众根本无法受惠；另一方面，在马英九执政年代，大陆推出许多惠及台湾民众的措施，但随着民进党执政后操弄统独议题，大陆于是通过减少游客赴台、停止输入民进党执政县市农产品等方式，作出反制，导致台湾经济虽然在数字上看似不俗，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实质上却变差了。

韩国瑜曾任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北农）总经理，熟悉农产品经销；竞选期间，他把高雄“又老又穷”的真相说出来，而且提出突破经济困局的办法——吸引“北漂”青年回流和“货卖得出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值得留意的是，他虽然爽快承认“九二共识”，但选情并未因此受到打击，反映高雄选民并不视加强两岸交流为畏途。再加上社交媒体“助攻”，原先在高雄寂寂无闻的韩国瑜，不仅胜出市长选举，在整个台湾亦人气高企，甚至有人呼吁他选总统。

平心而论，从韩国瑜的从政履历及极其市井风格来看，他未必是具有思想深度的大政治家。事实上，国民党是在找不到“大将”硬撼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的情况下，勉为其难地指派他空降高雄。严格而言，若非民进党执政表现拙劣，加上陈其迈轻敌，国民党根本没有“翻盘”机会，所以韩国瑜的冒起，实际上是适逢其会。

当然，韩国瑜能否在市长任期内交出成绩，或者在明年竞逐总统宝座，目前言之尚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在台湾掀起一股“韩流”，不少重量级政客和观察家亦啧啧称奇，刚宣布竞逐民进党总统初选的赖清德，甚至赞誉他为“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这个“韩国瑜现象”的确颇堪玩味——既包含香港从政者必须引以为戒的地方，当然也有值得借镜的经验。

韩国瑜值得港府引以为戒的地方，在于愿景欠奉。虽然他在上任后表明，高雄不只拼经济，还会办教育及照顾弱势，眼界看似出现积极变化，但实际上仍然处于“卖鱼卖菜”的水平。把货品卖出去，协助农民渔民赚钱，无可厚非，但若要搞好高雄经济，毕竟不能停留在这种“小恩小惠”的层次。

我们认为，从政者不能没有愿景，他们必须告诉选民，社会的目标是什么、应该走什么路。还记得在2016年11月，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出席论坛活动时，大谈“香港新愿景”。她当时认为，香港具备“一国两制”、司法独立、法治等优势，应该大力发展创新科技、创意等新兴产业，为年轻人提供在零售、餐饮、酒店以外的优质就业机会。虽然对于如何引领香港经济发展突破瓶颈，林郑在认知上仍有一定局限，但依然值得肯定，只是至今没有见到任何实质措施。

政治家除了须要描绘愿景，更重要的是具备解决迫切问题的能力，让民众感受到好处。香港的深层次矛盾长期积压，港府在处理房屋和其他经济民生议题时，必先厘清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再以猛药医治沉疴。

可是，最近无论是在收地建屋、纾缓公立医院逼爆，还是处理港铁追撞等问题上，林郑均欠缺从政者应有的承担，她似乎忘记了竞逐行政长官时的“同行”口号。在这方面，韩国瑜反而有值得借镜之处——他通过直白的语言与民众打成一片，直面民众希望改善生活的诉求，上任后也坐言起行，至少努力地实现竞选承诺。

港府实在不应再任由问题积压，应该主动出击，摒弃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以无比的魄力来解决问题。例如在房屋问题上，当局应援引《收回土地条例》，从地产商手上取回閒置农地，兴建更多公屋；在医疗问题上，可先引入海外医生，解决短期需要，长远而言，则应加大培训本地专业医护人员，方法包括发展第三间医学院，以及增加医科生学额；而在港铁问题上，当局应发挥作为最大股东的作用，主导其展开彻底改革，甚至回购港铁。

与此同时，从政者必须切记，即使他们怀有愿景，亦不能把它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混杂，否则只会自讨苦吃。假如政府以意识形态掛帅，无视经济长期萎靡、民生没有改善甚至倒退的情况，人民就无法忍受下去，势必寻求改变。民进党政府就是犯了上述错误，为“韩国瑜现象”的出现提供政治土壤。

种种事例显示，香港从政者似乎还未深刻认识到，市民真正需要什么。就以政府来说，它依然死抱英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市场、小政府”逻辑，以“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为荣，拒绝直视深层次矛盾，履行分配资源的本分；至于获政府和中央支持的建制派，他们的见识同样落后于形势，以为香港仍可像殖民地时代般做中国内地的窗口。

另一方面，民主派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不单拒绝以务实态度，在议会为市民争取民生利益，反而泛论民主、自由、人权等议题，本末倒置、轻重不分，继续沉溺于意识形态斗争中；“港独派”和本土派更加不堪，以为香港比内地“优越”，一味炒作中港矛盾，沉醉于镜花水月般的直接或间接的独立运动。

基于利益考量，政客有时难免要操弄意识形态议题，但他们必须弄清，意识形态是一回事，普罗大众的真实感受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对政客的“理念”没有多大兴趣，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是真正“贴地”（接地气）。倘若政客拒绝直面民众需要，到头来只会遭到唾弃。香港与其蹉跎岁月，无止境地在意识形态中空转，倒不如多做实事，包括利用港珠澳大桥开通、广深港高铁通车，以及《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的契机，主动谋划未来，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为全体市民谋取更多发展机会。

总结而言，韩国瑜只是在民进党施政表现极为不济的大背景下，以“讲大白话”的方式赢得民心，适逢其会地收割选举成果；他为高雄渔农界争取订单的承诺，实际上不脱“卖菜郎”思维，这并不值得港府仿效。尽管如此，韩国瑜确实创造出一个近年罕见、值得解读的政治“现象”。这个“现象”折射出人民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诉求，这也是任何政治的本质，是从政者的初心所系，假如从政者无视这些诉求，人民必然对其弃如敝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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