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时评、杂谈

从皮尤看美国人如何了解中国

作者: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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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间,媒体所持续关注的美国皮尤调查(Pew Research Center Survey)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大幅转冷。2021年的最新皮尤调查显示,6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冷淡态度,而高达89%的成年人把中国看成敌人或竞争对手。
由于数据很难揭示具体的原因和关注焦点,本身没有党派色彩和政策立场的皮尤研究所,进行了另一项更为个人化的调查,共访问了2010名受访者。
这项研究显示,在想到中国时,最多受访美国人最先想到的是问题“人权”;其次是“经济”,包括大量的“中国制造”产品,一些被认为劣质的中国商品。再次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对美国的“威胁”,在排位第五的“中美关系中”,部分关注仍聚焦于经济关系,即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伤害。这和中国声称的中美经济互补互利显然有极大的差别。
在引述正式的调查结论之外,笔者也希望分享一点个人的经验,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思考。2021年3月,笔者在当地的医院做一项检查时,在挂号室遇到一位大约60岁以上的医院员工。在闲聊过程中,她问笔者是否来自中国大陆,然后坦率地表达了她对眼下的中国的困惑和不满。
首先,她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很伟大的;其次,她读过赛珍珠(Pearl Buck)的小说;第三,她和本地一位已退休的香港籍钢琴教授很熟,从这位钢琴家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文革的事情。她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毁灭中西文明中美好的部分。
笔者只能简单地解释说,中国曾经有过美国人可能很难理解的充满创伤的近代史,所以中国的现代民族心理中,确实存在认为被西方“mistreated”(虐待)的部分,也确实有很多“grievances”(不满)。文革是个惨痛的悲剧,不过,就是在文革时期的革命文艺中,交响乐这一形式和钢琴这种乐器也没有被排斥。
笔者过后感到,这是一位普通的,但也试图认真了解中国的美国人,而她对中国的了解事实上仍然有局限:了解赛珍珠笔下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假如是指美国人最熟悉的关于赛珍珠小说及同名电影“The Good Earth”的话),认识带有特殊年代记忆的中国人,而这些就构成了她对中国的认识。最后,美国媒体的持续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4月5日。一位美韩混血的美国警察告诉笔者,他虽然没有去过韩国或中国,但他想到中国时一是首先想到中国非常大,二是认为中国社会对人比韩国社会有更多的限制——“restrictions”。对此,笔者也解释说,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市场比韩国要大得多,商业机会和空间也很多,很多年轻人可以在商业和技术领域获得个人的成功。当然,这样的解释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对于纠正一般人对中国的模糊或者扭曲的想象,或许还是有一定帮助。
对于多数民众来说,信息来源是重要的。假定一个普通美国人只依赖美国主流媒体来了解中国,除了政治倾向十分明显的一些电视台,长期赤裸裸地指责中国以外,民众即使从相对客观的《纽约时报》上,也很难看到中国的正面形象。
笔者从《纽约时报》中文电子版中汇集了近两个月来报道中国的中文关键词:高层会晤、对华政策、种族灭绝、制裁、抵制、威胁、挑战、被捕、抗议、镇压、竞争、冲突、对抗、控制、不安、愤怒、担忧、失踪、悲剧、攻击、窃取。可以说,所有有关中国的报道,都在标题和导语中使用过上述的词语。这些词汇表明,对华报道的焦点一是外交,二是政治新闻及其负面描述。
在最近的一篇关于中国鼓励公民接种冠病疫苗的报道中,对政府所采取的手段的描述是语义完全负面的“威逼利诱”,其对应的英文原文是“some tantalizing and some threatening”。我们可以想象,长期读着这些新闻的美国人乃至海外华人,会形成怎样的中国观。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新闻的特点就是热衷报道负面消息,以及“人咬狗”的耸人听闻的事件。但是事实不尽如此。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华裔社会学家赵鼎新教授曾经发现,对于新闻事件暴露出来的本国国内的一些体制性问题,中国媒体喜欢穷追不舍,而美国媒体反而浅尝辄止,自我审查。笔者则发现,美国媒体同样喜欢给国内新闻注入“正能量”,而不是一味揭露和批判。
笔者手上有一张近期的本地报纸,仔细阅读两则报道后发现:在有关美国疫情的一则美联社报道中,虽然标题强调“饥饿危机”对儿童和老人的冲击,但文中以大量篇幅,描述相关非政府组织如何筹集到16亿多美元的紧急经费,并在有关法律的指引下,把这些资金用于营养计划,以及支付执行计划所需的食品、汽油、司机、口罩、手套、消毒液等物资。被美联社记者采访的受益者也同样表达感谢。
在有关亚裔被袭击的一则美联社报道中,记者同样强调有一名没有被监控设备拍到的人士挺身而出,通过尖叫分散攻击者的注意力,也同样报道受害人的家属如何深深地感谢施救者。上述两则报道都说明,美国国内的新闻报道其实是非常强调正面讯息,表彰英雄,并愿意给读者带来希望的。
然而,这种偏于正面的善意态度,很少出现在对中国的报道中,以至于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内容,始终充斥着前述的对抗和紧张。因此,在皮尤调查机构的后续深入探索中,研究者最终也发现,美国人的对华认识有限:“美国人在答复中极少提及中国‘人民’或者该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相反,他们首先集中于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包括政府政策,以及政府如何刻意做一些事。” 
美国新闻报道中的双重标准——对美国国内是正面和人性化,注重普通人经历和情感的报道;对中国则只负面地盯住政府及其意图,并大量使用负面词语,必然导致美国人在答复皮尤调查的时候,想不到中国“人民”的存在,想不到中国人也是一个个的个体,一个个家庭,也和美国人一样在生活,在感恩,在困难时互助。
笔者认为,新闻的调查性和批判性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当美国的媒体能够把在报道国内新闻时的积极和人性化,用到对中国的报道中,进行更多“去政治化”的、以民众和社会为中心的、善意的报道,才会帮助美国民众形成更为立体的中国观,也改变自己在中国民众中专门“妖魔化”中国,进而失去公信力的刻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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