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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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政府上台前夕，获提名出任国务卿的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可在竞争上胜过中国，他又引用林肯总统在盖兹堡演说中的名言，希望向世界证明美国政府“民有”和“民治”，能够促成“民享”。上述“三民主义”是极为崇高的政治理念，名实相符的话必然是美国人民之福。问题在于，从过往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美国似乎有违林肯的教诲。如果拒绝直面自身不足，果断改革，先不论是否胜过，从政者亦愧对人民。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美国是主权在民的联邦共和国，因此是“民有”；其最高领导人和国会议员的权力源自人民，因此是“民治”。但崇高理念背后却有不少弊端——美国金权政治问题后严重，政治游说也容易扭曲政策，致导“民有”和“民治”的质量大打质扣。以拜登的副幕僚长戴伦（Jen O'Malley Dillon）为例，拜登去年中取得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戴伦的政治顾问公司便与美国私募股权成长资本委员会签订一份公关合同，而后者正好是华盛顿最大私募股权游说团体。类似事例难免令人质疑，新政府究竟是撼动还是巩固美国的金权结构？政府是否真诚向人民负责？

包括香港人在内的许多人对美国政治体制趋之若鹜，看不到其弊端，更看不到改革的需要。但其实就连美国精英也在反思本国体制的缺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美国需要减少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又警告基于“一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的体制对民粹煽动而言是非常脆弱。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特朗普这种声称要“抽干沼泽”、利用人民对精英不满的政客得以上台，早已证明这一点。

普罗大众沦21世纪的输家

为什么蛊惑人心的特朗普可在2016年窃取大位，为什么虽然在本届大选中落败，但依然取得7,400万张普选票？种族矛盾、政治正确、右翼阴谋论泛滥或许是原因，但更根本的是经济问题亦即“民享”问题，而这并非由特朗普一人引起。自从198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下的美国开始经济失衡，被视为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渐转移到新兴国家，导致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此消彼长。而在服务业中，又以金融业备受推崇——特朗普胜选当年，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占美国GDP约两成，远高于1947年的一成。近日投行高盛公布上季盈利劲升1.6倍，但与此同时美国疫下失业率仍在6.7%高水平，两者形成明显对比。美国金融精英在所谓全球化“国际分工”中独领风骚，被遗忘的普通美国人却感受不到分配正义，他们怒气冲冲绝非无因。

要真正做到“民享”，方法不是愚蠢地打贸易战——这并没有令生产线迁回美国；拜登的1.9万亿元方案也只是小修小补，不见得触及美国经济空心化的底因。美国需要的是根本性改革，尤其要重整产业结构和改善分配，而这正是布林肯希望击败的中国正在做的事。美国政治领袖要令整体美国人感到“三民主义”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切切实实为他们的福祉奋斗，这才是令美国重新散发出制度吸引力、与中国竞争的有效方法。同样地，与美国一样膜拜新自由主义的香港也要直面自身问题，做好产业和分配改革，因为，香港市民也值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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