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祥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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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围墙花园”是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把用户限定在其自己的特定范围之内，只允许用户访问特定的网站或者相关服务，防止用户访问其他没有被允许的一些内容和服务，这是通常意义上的对于“围墙花园”的理解。

以往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建立“围墙花园”其实有多种原因，最早期比如在99年美国在线少儿频道推出了一个“围墙花园”来防止儿童访问一些不适宜的网站。到今天，“围墙花园”逐渐营造成为互联网这种基础设施更快更好的服务于人们的一种错觉，“围墙花园”成了一个互联网生态。“围墙花园”其实并不等同于我们所理解的简单的封闭，根据它的一个隐蔽性而且往往立足于商业逻辑来构建各种的可能性，也是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具有一些欺骗性，利用法无禁止即可为，不断侵蚀当前互联网行业互联互通的基本规范。我们已经生活在无数“围墙花园”的互联网世界里面，从过去的公共性无缝切换到目前的私有性，也从过去的开放性进入巨头们所谓的闭环封闭性，不仅仅是中国的微信，支付宝，而且包括美国的Facebook、推特以及我们所熟知的苹果iOS系统等等。当前几乎每一个互联网巨头都在通过一些外部分享限制，搜索限制，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小程序包括生态系统的限制建立起自己的“围墙花园”。除了锁定自己的一些流量，保证用户信息安全，包括内容的质量之外，这些“围墙花园”的建立也让目前互联网环境的高度中心化被互联网巨头的商业利益重构起来。

“围墙花园”背离互联网倡导的开放、平等、创新的互联网体系架构核心原则。尽管有的“围墙花园”其实也可能不会阻止用户访问“围墙花园”之外的网站和服务，只是给用户增加了一些访问的难度。也有学者认为“围墙花园”并没有特别限定用户在围墙之外访问一些内容，而是鼓励他们留下，比如访问一些应用程序以及墙外看不到的一些特别内容，其实还是一种服务。对于“围墙花园”这样一种封闭模式，有的学者认为争论主要是用户和服务创新的纬度，以及怎么样定义这些概念。“围墙花园”当中的应用程序或者移动服务提供商通过“围墙花园”为它的客户提供一些定制内容，可能同时修建起围墙阻止或者妨碍花园外的接入，这些墙可以是一些支付规则，使得获取外部服务成本增高或者用户很难、无法预测怎么样离开花园之后成本是怎么样的。“围墙花园”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数字空间，提供独家的内容，通过服务条款来管理它的一些居民，包括它的一些行为。它可以创造出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然后来传播它的文化，包括来维持它的客户关系，提高高质量的客户体验，通过习惯以及沉默成本锁定用户获得不受挑战的长期收入，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原因就是回到商业利益上面，互联网商业提供商希望把这些商业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上，减少或者防止竞争。

互联网的商用化给互联网开放性和去中心化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除了互联网体系架构的改变，尤其是影响到它的开放性。其实“围墙花园”最早是作为一种行为，然后发展成一种模式、一种策略，然后形成一些社区、生态包括一些用户的体验。互联网的“围墙花园”与我们现在时常提到的一些生态与反垄断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美国社交行业的“围墙花园”问题也引发了对于反垄断的关注，包括有学者发现在广告技术领域Facebook和谷歌形成了一个双寡头垄断市场壁垒，欧洲学者对于政府干预这个市场在欧洲也形成了共识。揭秘不为人知的“围墙花园”的封闭、分裂与互联网的开放、融合这些边界比较模糊的二元对立纷争，其实它背后所隐藏的是商业和垄断的本质。当前的互联网巨头为了维护自己最大程度的一个商业利益，其危害在于不顾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基本原则，将海量用户、流量、内容当做自己的一个私有财产封闭起来，来构建自己的一个围墙，为自己的利益选择性地进行阻断、屏蔽正常的信息流通和网络连接，形成了数据孤岛，扼杀创新和竞争，甚至误导大众。

“围墙花园”与中国互联网的未来紧密相关，国家对互联网“围墙花园”的整治行动已经正式启动，整治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数据安全等等，这是一次针对互联网行业的大整治。对于如何拆解“围墙花园”，我们认为可以多管齐下，从主管部门反垄断，企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等等。中国互联网过去一直是搭便车，未来互联网是否能够引领全球，这值得我们从两方面去思考：一是地缘政治觉醒背景之下应该细致梳理全球视野，包括全球的价值观；二是中美欧的竞争，除了发展竞争，重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也成为重要纬度，作为引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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