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岑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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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密克戎成为新冠主要流行毒株，越来越多的国家放松了管控措施，而最近疫情在国内的发展，也使许多人切身体验了管控措施带来的不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出现了许多关于“共存”与“清零”、“科学”与“政治”的讨论，两段对防疫专业人士的采访录音广泛传播，更是引爆舆论。

一些科普人士和防疫工作者主张“新冠等于大号流感”，面对奥密克戎可以很快“共存”甚至“躺平”，或者面对困难就完全倒向“居家隔离”……
这类言论在网上确实得到了不少支持的声音。质疑封控政策的人，有些是确实因物资供应不足，或经济压力、其他心理压力而焦虑；有些是全家都打了加强针，觉得“共存”风险很小；有些是在防疫中感到挫败；有些是真的担心与国际脱节，背上额外的负担……但也不排除某些伪科普人士故意炒作舆论，甚至被怀疑是“网军”。

疫情蔓延之时，焦虑的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试图寻求不同的解决办法，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仔细分析现实，目前的条件还不足以让中国社会主动与病毒“共存”。

奥密克戎的危害依然需要重视
尽管奥密克戎的致病性、致死性都弱于先前的主要流行毒株，但我们在评估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奥密克戎传播迅速，感染人数大，即使致死率低，造成的死亡总数未必少，甚至与之前毒性更强的毒株比差别都不大。用“大号流感”来形容，并不恰当。
有些国家不同波次间对比明显。比如英国在2021年初时应对不力，每日新冠造成的死亡数最高超过了18人/百万人口，而奥密克戎侵袭时，最高为4人/百万人口左右。
但在有些国家差别就不大。比如“持续拉胯”的美国在2021年初时，每日新冠造成的死亡数最高约10人/百万人口，而奥密克戎侵袭时，最高接近8人/百万人口，下降并不多。
至于德尔塔，肆虐的时间如果大致认为在2021年8到10月间，从曲线图可以看出，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每百万人口致死数均不如奥密克戎。
如果现在中国就主动放松管控，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口感染，考虑到人口基数大，因新冠死亡的绝对数不会少。

第二，不能简单地套用海外数据。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先前更为致命的多种毒株都已经广泛流行，造成大量死亡。其中很多老人、有基础疾病的患者，甚至一些对新冠病毒反应剧烈（比如形成“免疫风暴”）的年轻人，如果遭遇的是奥密克戎，也有可能不幸去世。因此，先前毒株的流行，相当于“拉低”了海外的奥密克戎致病、致死数据。
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遭遇过新冠病毒的大规模侵袭，面对奥密克戎时自然就不存在这样的“拉低”效应，很可能会蒙受相对更大的生命损失。
新西兰之前的防疫工作也比较好，没有遭遇大规模侵袭，但奥密克戎登陆后，新冠造成的死亡数明显增加。而在3月23日宣布取消多项防疫措施后，死亡数进一步攀升，每百万人口中每日新冠造成的死亡数已经超过英国一大截，逼近英国在奥密克戎疫情中的峰值。新西兰位于南半球，之后天气将更为寒冷，这一数据很可能继续增长。

第三，也不能简单套用国内数据。
国内现有的数据，是在感染者都能得到全力救治的情况下实现的，各地一般都尽最大努力避免出现重症和死亡病例。
诚然，在“共存”后绝大多数的奥密克戎感染者自始至终都将是轻症，和现在也没什么不同，完全不需要救治。但总有小部分人会发展为肺炎，其中又有极小部分人发展为重症。当患者总数增加后，未必保证能够获得与现在一样的医疗条件，从而造成死亡率上升。
除了医疗资源因病例增加而出现紧张外，甚至还有必要考虑到，比起现在的情况，“共存”状态下各方面对新冠重视度可能下降，这也会影响新冠患者所能获得的医疗资源。

第四，中国目前全程疫苗接种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但依然有明显的短板。
中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度更高，“疫苗阴谋论”“疫苗有害论”没有在社会上大肆流行，因此全程接种率已经超过美、英、法等发达国家。
但可能由于中国疫情防控较好，相当一部分民众没有紧迫感，加强针的接种率反而落后于不少国家，而对奥密克戎侵袭下的重症保护来说，加强针也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老年人的接种率更不容乐观。今年3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医师余文周表示，6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较低，不足40%；另外，有11个省份的老年人基础免疫的接种率小于等于80%。这些老年人数据都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最近香港的研究表明，当地奥密克戎疫情85.5%的住院病例和95.8%死亡病例来自于60岁以上老年人，而大约90%的死者没有完整接种过两针疫苗。
对于完全接种还打过加强针的年轻人而言，这类信息或许有助于在感染新冠时缓解焦虑，毕竟焦躁不安的心态也不利于自愈。但显然不能只从这方面看问题，新冠对未完全接种的老年人，还是有很大的现实威胁。
探讨新冠疫情要尊重科学，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能不顾科学蛮干。但引用科学研究的结论，要注意研究本身的背景条件，不能简单地套用数据，也不能片面引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数据。最近舆论上的讨论非常热闹，不管持什么立场的人，很多都在用别国数据来为自己背书，却往往不交代数据获得的时间、各国的背景，这本身就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
有些人或许只是缺乏科学精神，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故意利用许多民众相信科学却不懂科学的特点，蓄意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大做文章，煽动舆论。

抗疫不只是科学，首先是政治
有两个最近很常见的说法是“要讲科学，不要政治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然而，防疫的重中之重恰恰是政治决策。科学只能负责提供其“专业”范围内的参考信息，政治的“专业”决策理当由政治家来做。
对于社会而言，即使有少部分人能从疫情防控中获利，总体来看还是一件不得不考虑如何分担损失的事。亲人不幸亡故是损失，封城经济停摆是损失，“共存”后商业万一不景气也是损失，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考虑让哪些人承担多少损失，这显然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不同社会对死亡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生命的价值是否能够衡量，该如何衡量，也是政治问题。
英国目前每天新增的因新冠死亡人数为150左右，每百万人口为2.34，大部分人及其亲友确实都不会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许多民众连口罩都不戴。
英国人口约6700万，就按7000万比14亿的人口比例简单估算下，中国每天也要因新冠新增死亡3000人，每月就是约9万人。
当然，如前所述，这样的套用是不恰当的，中国即使与病毒“共存”，也不大可能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完全“躺平”，而会继续执行公共交通戴口罩、进入商场测体温等政策，可以减缓病例的增加，从而减少单位时间新增的死亡数字。
我们看上去可以通过已有的实证研究来估计这些措施可能的效果，但民众心态也会导致措施执行不到位，比如口罩不好好戴。当你增加参数，而每个参数浮动的范围又比较大时，结果很可能“随心所欲”，科学意义就不大了。
但是这里为了讨论方便，就给死亡数打个极限折扣，几乎一折吧——哪怕每月只有1万位新冠患者死亡，很可能依然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要知道，现在中国累计也只有4000多位新冠患者死亡，一个月就比累计量翻倍还多。
注意这还只是设定一个“极限折扣”，实际情况很可能更糟糕；这还只是一个月，看到几个月累加的数字后呢？要判断普通民众在这些设定下做何反应，是否会导致社会动荡，并非医生或科学家能做的“专业工作”，而是要靠政治判断。
同样人心难测的是，即使支持“共存”的人，万一自己染病或家人不幸身亡，很可能又变卦了。当然我们也不用去苛责这样的人，这是人性使然。但问题在于，“共存”舆论看上去有不少人支持，如何分辨坚定和不坚定的支持者，真正把握民意的变化，也不是医生或科学家能给出答案的，社会调查恐怕也难以通过精巧的问卷测出潜在变卦者的比例。
再举个例子，“居家隔离”还是“方舱隔离”，也是最近人们讨论的热点。
对于普通患者而言，居家隔离确实更舒适，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料，有利于康复。在方舱不足的地区，事实上已经有大量居家隔离的案例，因此更被认为是可行的。但居家隔离存在隔离措施不得当、导致社区传播的风险，进而造成封控时间被迫延长，产生更多损失。如何衡量这两者的得失，超出了医学范畴，同样是个需要政治抉择的问题。
居家隔离时，轻症突然恶化却得不到及时救治的风险，虽然依旧不大，但比起方舱隔离确实可能增加。如果没有死亡案例，绝大部分轻症患者或许还能安心在家休息，但出现极端案例后，一些人就会恐慌，对新冠导致的发热更为恐惧，想尽办法得到救治，甚至强行出门、闯医院。纸面上可行的方案，也许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政治责任。
从中又带出另一个热门话题——“医疗挤兑”“医疗击穿”。
各国在新冠疫情下，多少都出现了对医疗资源的占用，但如何判定“医疗挤兑”“医疗击穿”，其实并没有公认的标准。如果中国与新冠“共存”，一些怀有敌意的西方媒体是会报道医疗系统“承受压力”“排队延长”，还是炒作“挤兑”“击穿”呢？这种标准判定其实也是政治问题。
香港这一波疫情，据统计显示，“在任何时间节点，只有不到150例重症病例以及不到150例需要使用ICU的病例”。这数字究竟算多算少，基于不同立场的人会给出截然相反的解读，这其中也有政治判断的因素。
还有一种“挤兑”被称为“防疫挤兑”或“隔离挤兑”：目前国内由于重症少，单纯因新冠造成的治疗需求较少，方舱隔离、全面检测占用的医护人力更多，成为“挤兑”的原因。然而，“隔离挤兑”可以通过各地支援来缓解，如果处于“共存状态”，固然没有了“隔离挤兑”，但各地因新冠产生的医疗压力都要独自承受。
封城导致医院普通门诊停摆，也会导致大量人员得不到救治，有人根据2018年官方数据计算，上海每天有74万人次门急诊和7000台住院手术。如果单看新冠病人的数量，哪怕全部需要门诊，都无法与这样的停摆损失相比。
但封城是为了防止疫情蔓延，不管是讨论“隔离挤兑”还是“封城停摆”，都要考虑到“共存”下新增的新冠治疗消耗比起“清零”的情况，也是种医疗资源的“浪费”。到底哪个对医疗资源消耗更大，浪费更多，其实涉及参数很多，并非“科学”能够清晰界定。
还有人搜集很多国内外数据，推导某地“能扛得住多猛烈的感染”，但是不确定的条件还是太多，推导时考虑了一些数据修正因素，却难以给出可靠的修正参数。当参数的选择有很大的随意性，且会对结果有明显影响时，这就不完全是科学问题，而与立场密切相关了。
从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到，“共存”后每百万人口因新冠住院病人各国大相径庭，中国如果“共存”，考虑继续推行的防疫措施和执行效果等等，数学模型可以把结果落在很大的范围内。这样的“科学”讨论，很难说不是“政治”。
而且，这类推导的最终结论，如果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还是要落实到疫苗注射、民众心态上，这些都是不可能单单在科学层面上解决的。科学分析可以提示哪些问题需要关注，但是否落实，怎样推动，还是政治行为。
更深入的讨论还要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可以建立模型来预测“共存”下的经济发展，但这比流行病模型还复杂得多，要考虑更多因素。尽管中国人会更注重自我防护，减少疫情的影响，但恐慌心态也会抑制服务业消费。如何在模型中衡量这两种相冲突的效应，同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人担心，中国与新冠“共存”后，会导致制造业外流。是否相信中国即使在“共存”条件下，依然能比其他国家管控得更好，不会产生明显的制造业外流压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政治信念的判断，不是经济学家能确切证明的。
综上所述，防疫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医学、社会学、经济学在其中只能提供参考，最终的决策还是政治问题，甚至各学科专家在建立模型时的参数选择，有时本身就体现了政治倾向。

结语
颜宁表示，“从病毒学分类角度这么说不严谨……但我们从实验设计角度都认为Omicron这个病毒和其他SARS-CoV-2已经完全不是同一种病毒，因为它的病毒特性尤其决定其感染和传播能力的S蛋白特征、血清学特征及免疫逃逸、传播能力、致病性、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征已经和2020年初武汉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野生型完全不同了。”

“认为对待R0=2.79和9.1（R0为基本再生数，指一个感染者平均能感染多少没有针对性免疫力或物理防护的人），病死率差距几十倍的两种病毒采取同样的公共卫生方法显然是没有看到敌我两方中敌方的发展和变化。”
从科学角度来说，颜宁的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中国并非“采取同样的公共卫生方法”，比如《诊疗方案指南》一直在更新，最近已经出了第九版。各地“动态清零”的措施也不尽相同，只不过当“动态清零”未取得预期效果时，都转为“封城清零”，才看上去“同样”。
而且就像前面所说，如何调整公共卫生方法，最终往往还是要看怎么提高加强针接种，怎么把握民众心态等等方面，制定怎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些先决条件是否满足，如何有效推进相关工作，都是政治行为，科学因素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当然，科学、政治并非对立关系，科学的参考意义始终是重要的。比如，我们面对R0数值极高的奥密克戎还坚持“清零”政策时，要认识到流调难度大为增加，而且容错率极低。当R0数值低时，即使有漏网之鱼也能通过再次流调掐断传播链，现在则很难做到。
这意味着“动态清零”转为“封区清零”“封城清零”的门槛不得不大大下调。但在实践中，又得注意一方面要争取尽早“封城”，速战速决，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于频繁“封城”。
又比如，虽然新冠一年四季都能感染人，但季节变化还是会带来一些差异，目前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处于春季的末尾，仍有数千万人口被“封城”。按照已知的规律，到秋冬季节，疫情很可能比现在更为严峻，要对同时出现多个省市、上亿甚至两亿人口的大规模“封城”有所准备。在那样的情况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模式也会面临空前的压力。坚持“清零”政策不动摇，也意味着要为这样的挑战做好准备。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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